公务员工资，一直是舆论热点话题。一边是基层公务员为收入低对媒体大吐苦水，一边是公众对公务员福利待遇的各种“吐槽”。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公务员待遇应以专业技术人员为基准，月薪平均应在5000元，最好的能达到8000元至1万。

以下为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观点实录：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目前国内统计出来的劳动薪酬水平相比现实是偏低的，公务员的薪酬应该要高于统计线。

平均工资的计算对象包括了社会全体劳动者，与这条线相比，一般大城市白领的工资都在“精英”之列。唐钧认为，公务员的定位与这个精英群体相近，待遇也应以专业技术人员为基准。从国际通行做法来看，公务员的工资只是略高于平均工资线，但福利一般比较优厚。常见的做法是，公务员工资相对低，但享有高福利，而企业白领则有较高的工资和较低的福利。

“就现阶段来看，我觉得公务员的月薪平均应该在5000元左右，其中最好的能达到8000元至1万元。”唐钧说。

9月10日，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开幕。在“变局下的中国商业环境”分论坛上，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谈及高管限薪等国企改革议题时表示，限薪这件事应该做，如果国企领导者想赚大钱，最好离开这个平台。

近年来，国企高管既享受行政待遇、又享受高薪待遇时常引起外界质疑，更有国有企业财报巨亏，但高管薪水只增不减的情况。

对此，傅成玉说，如果从个人角度看，降薪都不是很高兴的事。但如果把个人抛开，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看，这个事应该做。他认为，我国现在的收入差距太大，应该让更多的人在改革发展中受益，而不能仅仅是少部分人受益。

“如果我们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想赚大钱，你最好离开这个平台，你跳出去，别在这儿干，也照样能赚钱。”傅成玉说，“我觉得意义不在赚钱，你把一个大公司发展好了，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了，像我们这些人，我的国际同行就尊重我，我走到世界哪儿我受尊重，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很难得的东西，比工资重要，比收入重要。”

在执掌中石化前，傅成玉在中海油工作近30年。他10日透露，在他离开中海油的时候，他的期权港元值4个亿，不过并未据为己有，而是把它捐了。他认为，这次宣布限薪，他作为国企高管并没有什么意见，“我跟工人比，还是比他们高得多。”

10日，作为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傅成玉说，“我们的改革不是要把国有企业搞没，更不是私有化”。

他认为，对于国企而言，如果市场化和去行政化，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企业的治理问题、企业内部的效率问题、资产质量提高的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美国纽约当地时间9月8日，阿里巴巴集团在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开始上市的首站路演。

据当地媒体报道，阿里巴巴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马云现身路演现场，演讲以逗乐开始。马云一上来就说“15年前为融资200万美元，我来纽约，失败而归，15年来我就没放弃，这次来纽约就是想多要点钱回去”，现场大笑。

在曼哈顿中城的华尔道夫酒店星光会议厅，有超过800人出席了阿里巴巴的上市推介会，但路演未对媒体开放。

据新华社从现场发回来的消息称，不论是从场外“围追堵截”马云的紧张场景，还是从参加路演的投资者了解到的场内情况来看，阿里巴巴的路演和上市无疑非常让市场着迷和兴奋。另据财新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首场路演进展顺利，现场已经完成超额认购。投资者对公司整体增长速度、及商业模式转型，如佣金收入、云计算领域发展等表示关切。

“现场十分火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大家都排着队，在安检…马云也来了，显得非常热情。”来自加州的一家共同基金代表说。

市场流传的一位华尔街基金经理称，在纽约搞投资十多年，IPO阵仗见多了，但还是被阿里巴巴震撼了。JO Hambro的高级投资组合经理Vince Rivers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现场的盛况让他想到了苹果iPhone的发布会现场。据路透报道，阿里巴巴原本预计会有大约500名投资者参加首站路演，但最终参与人数达到800人左右，一些人被挤到了会议室外厅。

此前的9月5日，阿里发布了每股60-66美元的IPO发行价指导区间，最高将募资243亿美元，创下美国IPO融资额之最；同时，阿里市场估值将达到1542亿-1698亿美元左右，看齐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1600亿美元的市值。

这两天，关于反腐不应该反职工福利的讨论，引发热议。有人深有同感，狂赞“说得实在”、“说出了心声”。也有人担心，“四风”刚有收敛，滥发福利刚被遏制，强调这个问题，会否助长歪风？人民日报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福利与腐利是不是一回事，发福利与滥发福利是不是一回事。

以下是人民日报观点总要：

道理不复杂，心中应有杆秤。针对职工基本生活，花费合乎规范的钱，提供适当的劳保、服务等，这是正常的福利。对基层企事业单位职工来说，相对并不丰厚的工资，这是他们基本生活、基本健康的一种保障，也是组织对职工的一种关心，和腐败并无半毛钱关系。中央反腐败，发节日禁令，针对的是滥发福利，这个指向也很清晰，就是个别单位假借“职工福利”之名侵吞国家资产、串通起来寻租、分肥的腐败行为，就是一些单位动不动奢侈浪费、互相攀比的不良风气。

对狠刹滥发福利的歪风，老百姓拍手成快，坚决拥护，这是主流。然而，如果在这个反腐败、反四风的主流中，出现个别地方借着反腐败，借着落实禁令，把类似工会活动、女职工体检都当“滥发福利”一减了之，这就完全模糊了两个本来清楚的界限，背离了初衷。福利和“腐利”不是一回事，发福利和滥发福利也不是一回事。混淆概念地一减了之，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另有企图，伤害的不仅是职工正当利益，也是人心。

8月26日，由任志强、王巍发起的《阅读丰富人生》读书会活动，百度CEO李彦宏作为访谈嘉宾接受UT斯达康公司创始人——大胡子吴鹰，客串主持人的采访。

当被吴鹰问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李彦宏是否担心“威猛”的微信时，李彦宏如是答道：

“当然担心了。像这种起来的特别快、用户数目也非常大、粘性非常高的产品，我肯定是担心的，我天天在琢磨，它会不会对我的业务产生实质性的威胁。答案是depends，就是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主要是看两家公司谁跑得更快，我们现在想到要去做的内容其实非常多，刚才吴鹰也讲了，他对百度手机上的搜索体验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其实我不满意的地方更多。我们不停地去解决这些不满意的地方，如果我们解决了，我们跑得足够快，微信或者其他产品，对我就不会构成威胁。但如果我们走得不够快，有一天他走到我的路上来了，而我还没走到那儿，那么我就有危险了，所以它有可能是一个威胁，但是如果我走得足够快，它就没有机会。”

近日，新华指数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在泰禾主办的投资论坛上发表观点认为，未来中国房价上涨的城市不会超过二十个。

他表示，未来只有极少数的城市具备投资价值，中国90%的城市房价都会崩盘，可谓“九死一生”。而房地产企业的大洗牌也已经开始，金岩石预测“十年后，现在已经上市的开发商都还会在，而不上市的会死掉一大半。”

关于城镇化对房地产的推动作用，金岩石认为：“有人说将来城镇化率要到80%，房地产还有三十年黄金时代，我看是做梦！”

金岩石解释称，其他城市化率达到80%的国家，城市化进程都经历了50年到100年，甚至更长，在农村人口真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同时，农村人口死亡、生育率下降等因素都促成了80%这一数字的达到。“而在中国，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别的国家100年的路，这意味着农村人口还处在死亡率低、出生率高的状态，因此造成一个虚假的现象，那就是，我国城市人口才刚刚超过农村人口，只占到总人口的53%。”金岩石认为，其实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目前还留在农村的人口巨大部分也许永远也不会进城，即便进了城，他们也不会再成为人口红利。

谈到房价，金岩石依然坚持两年前曾提过的犀利观点：“北京的房子如果卖不出30万一平方米的价格，那是北京开发商的耻辱。”金岩石认为，北京拥有能够创造货币、货币高速流通、货币杠杆率高几大特点，是我国名副其实的一级金融中心城市。而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中心城市都具备“高收入、高消费、高房价”的“三高”特点，北京也不会例外。金岩石认为未来应该放开对房价的限制，让豪宅按市场规律定价，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做好低收入水平者的住房保障工作。用金岩石的话来说就是要：“坑富人，补穷人。”

对“万元起征点”的建议，财政专家怎么看？江苏省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蒋大鸣教授说，以南京为例，月薪5000元的人，一个月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75元。“月收入过万的人很少，提升到1万的话，国家税收会大幅度减少，不可能也不现实。”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当前中国不存在宏观税负过高问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有很多变量，不只是起征点这一个因素决定。”他表示，起征点并非越高越好，提高起征点，表面看是月收入万元以下的工薪阶层得到了实惠，但实际上，月入几万元的高管们实惠更多，比如月薪6000元的人只减税100多元，而月薪几万元的，一下子税负就减掉好几千。“这样就把调节的方向搞反了。”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2014夏季高峰会上讲话时表示，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一万元。

宗庆后建议将个调税的起征点提高到一万元。他表示，目前城市里大学毕业的工薪阶层收入大约在5000元左右，3500元以上要交个税，社保基金企业与个人缴纳比例要占收入的40%多。企业给员工加了工资，提高了收入，又一大部分给社保与个调税收回去了。要让员工收入翻一番，企业不堪承担，员工亦永远达不到收入翻番。

宗庆后谈到政府如何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时建议降低税负，让利于民。他认为，过去我们靠投资、出口来拉动经济，现在国际需求减弱出口下滑，投资过度造成政府负债过重。政府最近几年提出拉动内需，现阶段最大的内需，一是汽车，已卖到要限行限购卖牌照了；二是房子，一方面大量闲置，另一方面房价又高得刚性需求的人买不起。实际上目前是先富起来的少数人的内需已拉足了，而大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内需尚无法拉起来。

宗庆后认为，目前政府获取的剩余价值太多了，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12.91万亿元，政府基金收入5.22万亿元，合计18万亿元，前十位的央企利润1万多亿。2013年的GDP是56.99万亿，政府拿走了多大比例，剩下来再用于企业生产开支成本。企业和老百姓的税负过重，若按13亿纳税人计算，每人承担了13846元的税费，除去老人、小孩、农民，若按人口四分之一为纳税人来计算，每人承担税费55384元，政府应在民生方面加大投入。据报道，政府开支占了财政收入的51%；其次，拼命鼓励出口，给予退税鼓励政策，造成外汇储备达到4万多亿美元。有些国家运用货币宽松的方式“赖账”，导致人民币对内贬值、物价上涨。

对此，宗庆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降低企业税负。他认为，目前财税部门在研究要开征什么税、，没有考虑到如何减税，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我感觉到他们认为由于政府负债太重、收入支出不平衡，若不增加财政收入，会造成入不敷出。”他表示，应该先算一笔账，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给了外资企业二免三减半的税收政策和所得税15%的优惠，税收大幅增长并非减少，因为吸引他们来投资，发展了经济，扩大了税基。可以推广到国内企业，鼓励大家不断投资发展经济？税基扩大了，税收也会相应增加。二是由于税负太重，不少中小企业根本承受不了，不偷税漏税根本无法生存，所以造成了2%的企业交了90%的税。“如果税负降低了，大家都依法纳税，财政收入也可以大大提高。”

以下是顾昀发言全文：

国务院近日公布《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分成20条对加快国内旅游业改革发展进行布局安排。游客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发展旅游业，首先就要解决客流从哪里来的问题。从国内实际看，许多景区一到法定节假日特别是长假就人满为患，平时又往往门可罗雀。这表明，国内旅游业周期性特征明显，旅游资源利用仍存在不均衡、不合理之处。

这背后的问题，就在于国内数量庞大的旅游人群受困于不合理休假方式，不得不沦为旅游的“候鸟”。或许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意见》指出，要将带薪休假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各地政府议事日程，作为劳动监察和职工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加快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职工结合个人需要和工作实际分段灵活安排带薪年休假。

此举可谓抓住了问题关键。把数量庞大的潜在旅游消费者“释放”出来，灵活安排带薪年休假，既可解决旅游业发展的客流问题，又可化解景区“旱涝不均”的困局。

但要看到，从《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于2008年元旦起实施至今，带薪休假制度已经推行了近7年，效果并不理想。那么，《意见》提出的这些举措，能否根本解决带薪休假制度本身的问题？

带薪休假制度目前至少存在两个难解之结：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虽说近年来情况有所转变，许多职工仍是有假不敢休；在多数民企，职工却又是想休假而不能休。这是因为，在具有行政化色彩的机构里，有人请年休假，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领导看作“不好好干活”；而在许多民企，职工权益保障情况仍然堪忧，违规加班、随意剥夺员工休息权等现象都可谓常见，何况是带薪休假。

这且不说，相关条例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就是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本人同意）只要按照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报酬，就可以不安排年休假。这给了许多企事业单位“合法”规避条例的理由。所以，尽管有关部门此前多次推动落实带薪休假，只可惜制度很美好，现实却依然很“骨感”。

《意见》比以前有所推进的地方，在于明确要将带薪休假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各地政府议事日程。其他方面内容，以前都有过类似的规定或表述。以此来看，就算这一点得到不折不扣落实，有望改变的也只会是行政化序列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对于广大民企，囿于种种现实，作用力恐怕不会太大。民企带薪休假制度的铺开，仍有待于全社会休闲理念的进步，以及社会保障和劳动监察制度的完善。

当然，哪怕仅是释放出这部分流量，也将大大改变国内旅游业的格局。基于旅游消费能力的考量，这部分游客是促进国内旅游业发展最重要的生力军。到那时候，国内旅游业或将更加趋于合理化。也就是说，平日出游的人会更多，而一到长假景区人满为患的状况也有望得到缓解。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批准的一项改革计划，中国国有企业的高管或面临至多50%的降薪。

报道称习近平主席在周一举行的会议上表示，需加快对国有企业最高层薪酬制度进行改革的的速度。他还批准了一项为期7年的管理体制整顿方案。

第一阶段改革内容为削减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受此影响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和银行领域，其中一些高管的降薪幅度可能达到50%。

第二阶段改革内容为逐步改变国有企业高管的工作职责。未来由政府任命的企业高管有可能进入企业董事会，而企业日常的经营业务将由从外部招聘的高级经理人掌管，而这些管理者的薪酬标准将与国际接轨。

经历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经营模式将同香港地区的香港地铁公司较为相似。作为香港地铁公司的主要股东，港府任命了三位代表加入公司董事会以保证香港地铁公司能够按照既定的发展策略以开展业务。另一方面，香港地铁公司的日常经营则由一个高级经理人团队负责管理，其中成员均来自公开招聘。

有分析人士，针对国企的改革主要是为了消除公众对于国企高管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过高的不满，尤其是由国务院所掌管的中央企业高管在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上述企业高管中多数都享受着正部级或者副部级的待遇，而与此同时他们的薪酬发放模式同西方企业十分相似，薪酬水平比其他同级别官员高出许多。

由于多数企业高管所在企业属于垄断或半垄断型企业，因此这些高管的高薪问题受到了来自多方的批评。

能源行业某国企的一位高管称，在他所在的领域，中央企业负责人一年能获得100万元人民币薪酬。而国有银行和国有金融公司的负责人一年的薪酬更多。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金融业高管抱怨，与西方国家的同行相比，自己的收入太低。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称，总在讨论改革，但过去改革的阻力过于强大。“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改革，虽然改革阻力仍很大，但习主席已经通过反腐运动树立了威信，如果这次他坚持进行改革，我认为改革计划将会成功。”

以下为法律工作者袁伊文发言全文：

据报道，6月29日，在中铁十局打工的20岁女孩杨玉婷陪单位领导赴宴后，被中铁十局内退职工何某暴力性侵，致大量失血而死。然后，“在政府多部门帮助下”，家属与中铁十局达成“工伤”赔偿协议，得偿130万。目前凶手何某已落网，中铁十局职工陈某及司机王某，因涉嫌窝藏罪和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刑拘。

女孩在五星酒店遭性侵致死，居然按“工伤”赔偿，这实在匪夷所思。就目前披露的案情看，很多关键情节并没有交代清楚，让人疑窦丛生。

其一，受害女孩是在中铁十局制梁场打短工。但问题是，参与事件调查的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政府称：制梁场的办公室主任蒋某曾向杨玉婷表示接待何某“是上级要求”，之前蒋某还让杨玉婷“陪同”何某去景区游玩。陪酒、陪玩到底是不是中铁十局让她做的“工作”？堂堂国企怎容如此藏污纳垢？

其次，这次引发凶案的宴请，到底是不是公款招待？中铁十局制梁场党委书记张洪春称：这是蒋某等人宴请老乡，并非公务宴请。而当地政府却称：蒋某就餐后开具了单位发票。

在以上事实存在疑点的情况下，中铁十局做出“工伤”赔偿就颇为蹊跷了。

首先，按《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的原则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显然，此案发生在五星级酒店里，并非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受性侵害也并非工作原因。即便杨玉婷出席宴请算是“工作”，性侵也发生在宴请之后。而且既然中铁十局否认这是“公务宴请”，那么为什么还做出“工伤赔偿”？其中重重矛盾无法解释。

其次，一般工伤死亡最多四五十万元，何以中铁十局赔了130万元的天价？

当然，受害女性年方花季，受到极凶残的性侵害致死，她的家人有权得到应有的赔偿。但要赔偿，更要真相，这才能查出真凶，告慰死者，以儆效尤，避免更多的受害者，绝不能让维稳掩盖真相，用金钱掩埋公正。

我们担心的是，在基本案情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在凶手何某没有做出赔偿的情况下，中铁十局急于做出巨额赔偿，有没有替凶手“买刑赎罪”的成分？是不是借此来掩饰自身公款招待、让女员工“陪吃”“陪玩”的问题？

中铁十局是国企，归全民所有，凶手自己不掏钱赔偿，却由国企来赔偿，这合理吗？请不要拿国有资产为个别国企宵小的丑行埋单。

布莱恩史威提的简历乍一看就像是一本美国消费产品公司名录。他在担任汉堡王（Burger King）的非执行董事长之前，还曾担任过易趣网（eBay）首席运营官兼营销总监，百事可乐（PepsiCo）饮料部门的营销总监，宝洁（Procter&Gamble）的品牌经理。

对那些想辞去高管职位，自行创业的企业精英们，史威提有哪些建议呢？他表示，他从自己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总结了三大经验：

首先，创业比你预想的要困难得多。他表示：“这还不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但也差不多是了。在企业界，人们经常讨论一些困难的抉择，但是每个抉择在小公司里都会被放大，因为小公司既没有后盾支持，也没有可借鉴的历史经验。模棱两可的情形要多得多。”

他特别怀念拥有一个人力资源部门的日子。最近史威提打算给甜蜜地球公司的所有员工一部分股权。公司许多员工的母语是西班牙语，史威提说：“我必须先听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把要说的话翻译成西班牙语，最后表达出来。”另外他还得打消员工们的疑心。“有些人心里难免有些狐疑，不由得猜想‘他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给我们东西呢？肯定有什么阴谋。’如果有一个人力资源部门的话，一定会给我帮不少忙。”

其次，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史威提指出：“在一家大公司里，你大多数时间都在开会。但是在创业公司里，你的公司能否活下来，要靠你的行动。”史威提回忆道，当年自己在百事可乐做高管的时候，“我会设置一个战略，然后时不时给销售打电话跟进一下。”但是现在，他认识每一个甜蜜地球产品的渠道商，而且亲自回复他们的邮件。

史威提补充道：“大多数消费品公司的经理都不会每天亲自品尝自己的产品，或者亲自去看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但我们不是这样。”另外他还亲自和供应商讨价还价，亲自抡起锤子修理故障机器，甚至亲自开着货车去送货。

第三，思维要快。史威提表示，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把莫斯兰汀的一座废仓库改造成一家工厂并且开始投产，“这在大公司绝对不可能。但在创业公司里，你可以很快采取行动，并且随时做出修正。事实上你必须这样做。”

比如公司的得意之作“仁慈的熏肉”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开发了出来，并且摆上了货架。现在它在300家门店都有售，史威提说，到今年年末，销售这款食品的门店将增加到1500家左右。

史威提指出：“在大公司里，一款新产品光是要进入试销阶段，就至少需要相当于我们两倍的时间，况且他们还有大量员工和很多支持。在我们这儿，经常就是凯利和我，在我家的厨房里制作一个新产品的不同版本，有时可能再加上第三个人，我们时常工作到半夜三点钟。”

史威提毫不后悔为了做煎饼而放弃大公司董事长的职位，但他偶尔也会怀念当“大领导”时享受的一些特权。“大公司的私人飞机太贵了，但是坐普通航班的经济舱也的确挺累的。”

到2020年，全球将有13个“超级老龄化”社会。而目前仅三个。穆迪的报告警告称，人口老龄化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穆迪表示，“超级老龄化”国家是指的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1/5的国家。2020年，全球将有13个超级老龄化国家，而2030年将有34个。目前，只有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属于超级老龄化社会。

多数将在2020年加入“超级老龄化”俱乐部的国家在欧洲，包括荷兰、法国、瑞典、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但到2030年，超级老龄化社会的加入者将更加多元化，包括香港、韩国、美国、英国和新西兰。

与此同时，超过60%的国家将迈入老龄化状态，即65岁或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

穆迪的报告强调，曾经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开始变成一种“人口税负”。

穆迪副总裁Elena Duggar说：

人口结构过渡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正面临着这个问题。而其将显著拖累经济增长。

穆迪表示，2015年至2030年之间，全球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只有过去15年的一半。它表示，除了部分非洲国家，全球都将发现他们的工作年龄人口下降或增速放缓。

穆迪预计，速度空前的人口老龄化将在之后五年拉低全球经济增长0.4%，并在2020-2025年降低全球经济增长0.9%。

亚洲一些社会老龄化尤其迅速。2020年，中国每6个工作人口将对应一名老人，2030年每4.2个工作人口将对应一名老人，2050年每2.6个工作人口将对应一名老人。2020年，香港和韩国将各有3.8个和4.6个工作人口对应一名老人。而到2050年，香港和韩国每1.5个劳动人口就将对应一名老人。

当然，国家也有办法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

穆迪表示：

中期政策改革将提高劳动力参与率，而简化人口迁移手续、提高资金流动可以部分减轻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创新和技术进步将提高生产率，降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澳广播公司8月5日报道，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研究报告表明，澳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其工人需求量将在五年内超过供给，到2030年将短缺230万劳动力，为发达国家中最为严重的一个。为避免因此拖累经济增长，澳应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参与率、增加技术投资和创新，此外增加移民也是可行选择方案。

报告还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澳主要贸易伙伴预计到2030年都将出现严重的用工荒。报告预测，中国到2020年将出现5520万至7530万的劳动力剩余，但到2030年这一趋势将急剧扭转，变成短缺2450万人。报告估计，德国到2020年将短缺240万劳动力，到2030年将短缺1000万。

当坏名声不能带来利益，当恶俗炒作不被跟风，当涉嫌犯罪总能在第一时间进入司法程序，“郭美美”们才会在网络的信息海洋中渐渐消退。

从炫富开始，以炫赌结束。曾引发巨大猜疑和联想的“郭美美事件”终于迎来大结局：北京警方透露，郭美美因涉嫌赌博罪已被刑拘;她的“干爹”王军不过是位“普通商人”，不但没法“捞人”，自己也涉嫌犯罪进了看守所。所谓的神秘后台，原来子虚乌有。

过去三年间，与“郭美美”这个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但有干爹、别墅、爱玛仕、玛莎拉蒂，还有被褪尽光环的官办慈善组织，以及屡起波澜的网络炒作底线之争。借用红会某负责人的话说，“郭美美事件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

同时，媒体的反思更显必要。我们没法将“郭美美事件”简单归咎于舆论。舆论嫌贫爱富或笑贫不笑娼，郭美美并非始作俑者，她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郭美美通过炫富和一系列炒作，勾起了众多围观者心中的恶。这是一个时代的议题，它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多一人在网上抵制郭美美，炫富价值观就会少一分市场;多一家媒体抵制恶俗炒作，“郭美美”们的恶就会减少流毒。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恶俗炒作，因为“坏名声也是名声”，而名声就能带来利益。遏制恶俗炒作不是哪一个网民或哪一家媒体的责任，而只能依赖全社会的参与。抵制并不需要多么高尚，因为那只是对底线的坚守。抵制也不需要多么勇敢，所谓的“后台”，不过是炒作者刻意诱导网民模糊联想的“技法”。

自媒体时代信息海量喷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是必然的。媒体的定义已被网络改变。当“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麦克风”已是既定事实，传统媒体的姿态绝非仅有退却这一个选择。至少，传统媒体在报道的专业性和舆论导向的选择上，仍可为自媒体树立标杆，而不应走向反面。

对于网络媒体而言，郭美美只是一个消费符号。郭美美背后的恶俗炒作切合了网民解构和质疑这个时代所存在的一些怪现状的需要。但这并不表明，炒作有理。当坏名声不能带来利益，当恶俗炒作不被跟风，当涉嫌犯罪总能在第一时间进入司法程序，“郭美美”们才会在网络的信息海洋中渐渐消退。

近日，马云在内网给员工发出内部邮件，信中内容主要关于马云对于近日来一些负面报道的看法和心情，以及对于员工的建议与期望。鼓励员工“用善意回应外界批评”，并侧面响应了此前的阿里发展依靠“权贵势力”一说。

以下是邮件部分内容：

各位阿里人，

很久没有和大家交流了，最近是阿里特殊时期，想和大家分享和交流一些我最近的心情和看法。

最近几个月来，围绕着阿里巴巴的各种各样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毫无根据的谣言，无理的指责，甚至是恶意的中伤和攻击。由于公司现在是处于缄默期，我们不能对外回应，很多真相无法及时澄清。虽然我们对于恶意的造谣和攻击已经寻求司法介入，但接下来的时期，类似的报道和攻击可能依然会很多。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和心里准备。几个月前我提醒过大家，在IPO期间，我们会遭受各种各样的媒体轰炸，我自己是有准备的，但即使有准备也一度有过愤怒，郁闷和难过，所以大家有情绪都很正常。关键是如何调整过来。

未来中国互联网要做的事很多，能做和可以做的事更多。公司大了，责任就应该大，责任大了期望值一定高，期望值高了，批评指责失望自然就大，这是规律，我们要承认和接受这样的规律。

以目前的体量、规模和影响力，今天的阿里巴巴和之前的阿里巴巴不一样了，社会、公众甚至政府对我们的看法、期望、要求也完全不一样了。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冲击，我们要客观的看待任何批评，因为大多数人在批评你的时候，尽管措词让你受不了，但他们是善意的，对我们是抱有期待的，很多人讲的是有道理的。

社会上有很多的不理解和误解，说明我们对外的沟通和表达不够。至于那些存心制造的谣言和毫无根据的指责，就当是人类的情绪排泄物罢了。虽然我们从来就不是为了外界的舆论而活着，但面对批评，我们可以平心静气，用心体味，学习思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始终相信，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善意，这个世界肯定对我们也是充满善意，更何况我们有很多事可以做得更好。

这是风浪，但更是阿里人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是一种福报，一种修炼。我们离完美还太遥远，确实需要面向未来，审视自我；确实有很多的东西有待提高，确实需要为社区、为城市、为社会付出更多；确实需要坚持阿里一直以来的使命感。

证明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做得更好，担当的更多。坚持坚持，相信相信。当别人没有适应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如先学会适应别人的不适应。

最后唠叨一句，我们这么辛苦，可不是为了变成一群土豪。

对比全球Windows Phone和安卓手机的销售增长态势就会发现，虽然iOS在市场份额方面位居第二，但其下行曲线已经开始呈现出黑莓（BlackBerry）般走向没落的形势。有媒体分析认为，iOS市场份额不断缩水，iPhone只能活到2018年。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市场调研公司Statista的数据显示，iOS正陷入与竞争对手的大规模作战，与安卓的竞争尤其惨烈。苹果的黄金时期是2011年，当时的销量达到了该公司有史以来的顶峰。但即便是在那时，安卓的市场份额也令iOS难以望其之项背。

市场调研公司IDC针对过去三年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安卓的市场份额大幅上涨，而iOS却在下滑。实际上，iOS的市场份额只比三年前黑莓的市场份额高出几个百分点。而我们都知道黑莓的结局，对吧？

iPhone的发展速度比不上其他智能手机

看看目前市面上最受欢迎的竞争产品，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屏幕。三星Galaxy S5、LG G3和HTC One M8的屏幕尺寸都超过了5英寸。这显然就是市场的趋势，不管你喜不喜欢。

有传闻称，苹果将在9月份发布搭载4.7英寸屏幕的iPhone 6，可能还有发布搭载5.5英寸屏幕的平板iPhone手机，但可能前者太小，后者出得太迟。虽然iPhone 6可能会吸引想要升级的iPhone现有客户，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些制造大屏安卓设备的厂商最擅此道，因为他们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制造这类设备。

此外，预计平板iPhone手机的价格将会非常高，如果真像传闻所说的那样配备了蓝宝石屏幕，就更是如此。鉴于“廉价版”iPhone 5C相较于大多数低端手机来说仍然显得过于昂贵（根据IDC的数据和基本的常识），因此平板手机式iPhone的定价需要低于200英镑。但坦白说，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你还不如押10英镑赌桑德兰足球队会赢得英超联赛冠军，接着还会开着红白相间的宇宙飞船去征服另一个星系。

近来苹果做的所有事情似乎都滞后于市场需求，但该公司会说，这是因为它知道，即使没有那些功能特性，人们仍然会购买iPhone。但客户们现在更加了解自己的需求，为了诱人的Quad HD屏幕或者出色的新摄像头，他们完全不怕转头阵营。

在2014年第一季度，苹果的市场份额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新低。如果增长曲线继续下行，那么不可否认的是，iPhone将在2018年消亡。

这是刘强东在面向所有采销人员的营销培训大会上所说的话。5月22日自上市之后，这是第一次。

开头刘强东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他对内部腐败和假货出现的深恶痛绝。对于内部腐败，肯定是零容忍的态度。他谈起一个在他创业初期跟随他的员工，因为贪图小利，被他开除。他说若是那哥们儿能够始终勤勤恳恳工作直到现在上市，得到的财富即使每年使劲儿花一个亿也得花上一百多年。全场一阵唏嘘。不要试图走邪门歪道，踏踏实实做事，财富不会离你很远。

而前几天京东被人投诉卖假机油的事件引起刘强东的高度警惕。他抛出一个问题，既是对京东价值的思考也是对阿里的揶揄：“京东如果也出现了假货，那跟天猫淘宝还有什么区别？京东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京东以自营起家，直接供货的都是品牌商，而品牌商是绝不会供应假货自毁长城的。

所以长期以来京东商品的品质是很有保障的。但引入POP开放平台之后，特别是现在又接收了拍拍网，第三方商家的大量进入使商品质量的保障变得愈加困难。为了保障京东长期积累的品牌口碑，按刘强东的表述，预计接下来会对第三方商家做严酷的打压。

刘强东认为未来能够给京东带来巨大利润的还是自营业务。别看阿里的毛利率能到达百分之七十多，净利润率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多，但那只是以阿里的营收作为基数。如果除以阿里一年的营业额，净利润率只有百分之一。

“赚取千亿净利润才叫赚钱兄弟们，”刘强东不无豪气的说，“一年三四十个亿也能叫赚钱？”土豪的本色彰显无遗。

你希望周末休息的时间比现在更长吗？墨西哥美洲电信名誉主席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认为，人们每周只应工作3天，而非标准的5天工作日。

斯利姆周五前往巴拉圭参加商务会议时表示，现在该是“彻底改革”人们工作生活的时候了。他说，人们不该将更多时间花在职业生活上，每周只应工作3天，而非全职工作5天。

但斯利姆也承认，每周工作3天要求人们每天工作时间延长，或许可以从现在的8小时延长至11小时。此外，人们工作年限也要增加，退休年龄必须提高到70岁左右。尽管如此，斯利姆认为削减每周工作日的好处更多。比如人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去放松，提高生活质量。休息4天对于培养新的娱乐活动非常重要。

在一定程度上，斯利姆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公司内试验这种思路。《金融时报》报道称，斯利姆的电话公司Telmex正在实行一套新体系，那些18、19岁就签订集体劳动合同加入公司的工人，原本可以50岁之前退休，但斯利姆允许他们继续工作，每周4天可以领全薪。

斯利姆本人也在工作生活中应用这种工作哲学。尽管已经74岁高龄，但斯利姆在商业活动中依然非常活跃。他坚持着各种兴趣爱好，比如艺术品收藏等。斯利姆还建立了一家艺术品博物馆Museo Soumaya，里面展示其喜欢的艺术品、宗教文物以及已故妻子的遗物等。

《福布斯》杂志最新发布报告显示，斯利姆的个人财富高达796亿美元，而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为791亿美元。斯利姆再次超过盖茨，登上世界首富宝座。

美国科技博客Read Write14日刊登题为《纳德拉证明微软并未改变》（Satya Nadella Proves That Microsoft Hasn't Changed At All）的评论文章称，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周四发给员工的公开信证明，该公司并没有彻底转变观念，没有把人放在第一位，而是重点吸引企业的IT部门，并一厢情愿地希望引导用户如何将设备用于工作。

以下为文章全文：

微软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让你工作，至于你的个人生活，并不是他们的重点。

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在周四发给员工的公开信中阐述了公司的核心战略，以及未来几年的愿景和重点。

纳德拉今年早些时候曾经表示，该公司将在一个“移动为先，云端为先”的世界中，专注于发展“普适计算和情境智能”。而在周四的公开信中，它将这一模糊的概念进一步细化。

纳德拉说：“我们的核心战略是，在移动为先和云端为先的世界里，成为一家生产力和平台公司。我们仍将再造生产力，以便帮助地球上的每个人和每个组织获得更多的收获。”

在纳德拉的那份声明中，生产力成为了第一关键词，其余的一切似乎都成了次要内容。“生产力”（productivity）一词在纳德拉的那封信中出现了20次，而这个词的变种“工作”（work）出现了27次。

他表示，微软必须成为一家高度关注其客户的企业。但从纳德拉的这封信可以看出，你我并非他的客户。

纳德拉所谓的客户并不是我们这些整天用电脑和智能手机工作的人，我们只是结果而已。纳德拉真正的客户其实是各大企业和组织的IT部门，是决定企业使用何种生产力工具的决策者。

纳德拉似乎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过去7年间，全世界的企业设备领域最重要的趋势已经变成了“员工自带设备”（BYOD）。而在此期间，最受追捧的设备，绝大多数都与微软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将针对移动为先和云端为先的世界，提供一种重新设计的数字化工作和生活体验。最重要的是，这些体验将照亮生产力。因此，人们将更加方便而高效地召开会议、展开协作。”纳德拉说。

虽然纳德拉始终在强调移动为先的理念，但他对生产力的关注却未必能够赢得这一市场。在他看来，雇主是第一位的，人是第二位的。在纳德拉的整封信中，个人生活总是放在生产力之后。微软内部的甚至有一个名为“数字化工作和生活体验”的部门——工作在先，生活在后，这似乎并非巧合。

纳德拉说：“我们认为，人们的生产力、团队和整个组织的商业流程，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数字基板。我们还在为个人、IT和开发者设想各种相互交织的平台。这种全面的视角使得我们可以在一个数字化程度日益加强的世界中，解决更加复杂、更加微妙的现实挑战。这也为庞大的增长机遇打开了一扇大门——随着生活和工作等方方面面的数字化程度逐步加强，技术开支在整个GDP中的百分比也将增长。”

微软在设备、操作系统、云计算和服务领域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苹果和谷歌。纳德拉并未具体提到这两家企业，但对工作和生产力的关注是微软区别于谷歌和苹果的关键所在。

苹果和谷歌都关注人——苹果甚至比谷歌更关注人。无论是Mac OS X还是iOS，苹果首先想到的都是为人们提供提供高品质的产品，至于是否要利用这些设备来工作和提高效率，完全由人们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