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接受京华时报专访。谈及个税，他认为中国个税发展略带畸形。

京华时报：您认为个税起征点是否应提高？

贾康：曾经排名中国首富的一位企业家曾反复提过要提高个税起征点。其实一个税制有很多变量，要通盘考虑、合理设计，只抓住一个变量就说这个变量决定一切是不科学的态度。现在交个税的人很少，只有2800万人，占整个人口总数的不到2%。这就说明个税已经相当边缘化了，如果再提高起征点，还有多少人能交税呢？如果说得直率一点，现在中国个税的发展已经明显不健康，甚至带点畸形特征了。

京华时报：您认为个人所得税应该如何改革？

贾康：走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道路，突出综合的特征。这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下一步一旦要动，就必须把“综合”体现出来，把工薪收入和其他收入综合在一起，都覆盖进入超额累进机制中去。这样做就可以解决一些富豪不给自己开工资就不用交个人所得税的问题，现有体制下，超额累进机制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如果一旦个税覆盖所有收入，大富豪们肯定都会被征收最高一档45%的边际税率，这样就合理多了。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个人所得税面临不合理的问题，但简单的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不公平。

但不否认的是，每次上调个税起征点都是“简单的”上调。不可争辩的事实是，目前3500元的起征点确实过低，已经与百姓基本生活消费严重脱节。再次“简单的”上调已经非常迫切了，绝不能因为所谓的“简单的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不公平”而拖延上调或者不上调。

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她在空调行业多年调研发现，要切实提高个税起征点，起码提高到5000元。

这几年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提出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建议。企业家宗庆后多次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除了企业家、两会代表委员外，一些经济专家也建议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目前起征点或者叫做免税额是3500元，全国人大在2011年6月30日通过这个起征点时，有机构随即对100位经济学家进行了调查，69%认为此次免征额设置的过低，应该提高。

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结构调整和转型转轨任务越来越重，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经济转到创新驱动、内需消费拉动上。说到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而消费反过来又决定和拉动着生产。美国经济动力十足的根本性原因是消费拉动占比高达7成以上，而中国长期维持在5成以下。居民消费一直低迷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的痛处。

如何提振消费呢？最直接、也是第一位的因素就是让百姓有钱消费。抓紧实施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增加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是当务之急。同时，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百姓税负负担，相应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也是提振消费的主要措施。这其中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或者叫做免征额是实实在在的措施，是目前应对经济下滑，拉动消费需求的立竿见影办法。从宏观经济现状分析，提高个税起征点非常必要和急需。

从实际情况分析，目前执行的个税免征点3500元，是差不多5年前的2011年6月30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与现在百姓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水平已经差距很大了。目前，在一二线城市包括房租在内的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水平已经高于3500元。因此，3500元的起征点显得太低了，再次上调有其必然性。

那么，调整到多少合适呢？董明珠代表建议调高到5000元，宗庆后先生多次建议调高到1万元，一些专家还有其他建议。如果按照改革开放初期开证个人所得税800元起点与当时的工资水平对比分析的话，当时平均工资为月40元左右，起征点是工资的20倍。按照当前城镇职工平均工资4000元计算的话，起征点为工资的20倍，免税额应该在8万元。

当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税收增长、物价上涨、调节收入分配不公、促进经济增长等，起征点应该确定在2万元为宜，最低应该由目前的3500元大幅度提高至1万元以上。

同时，应该在扣除额度上考虑周全。比如：医疗、养老、公积金等五险一金缴费额度应该扣除，同时，按揭贷款月供额度、城市无房者租房租金、维持交通出行的一定交通费用等都应作为扣除项。

调高个税起征点决策一定要有前瞻性，要避免挤牙膏式的过度频繁调整。应该采取一步到位或者最少保证七八年不用考虑的思路。

一边提高个税起征点，使得大多数工薪阶层享受到个税优惠，以提振消费，拉动经济外，另一边对于过高收入者应该提高个税税率。目前的个税税率幅度为3%至45%，建议上限扩大至50%。应该让有钱人多交税，缩小贫富差距，让老百姓踏踏实实生活。正如董明珠所言：“比如年收入100万者就该交50万，而5万元收入的就不该交税”。

小米CEO雷军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示，相信中国企业未来将在全球更多的领域取得领先的地位。他强调，要获得成功，关键在于产品质量。雷军目标在10年内带领小米超越苹果，成为世界智能手机销量第一的手机厂商。雷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表示，如今手机互联网市场正在飞速发展，IT技术的迅速转型意味着给中国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小米是国内领先的智能手机品牌，在全球仅次于苹果和三星。为了早日使小米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厂商，雷军设定了在2015年内达到1亿台的销量的目标。雷军在会议上表示：“我们希望在10年内力争全球第一。我们如今专注于生产智能手机，但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推动和维持智能手机业务发展趋势的良好生态系统。”

雷军在2010年成立了小米公司，随后的急速发展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如今，小米已经进入了全球7大市场，其中包括了美国和印度。而在国内，小米则被认为是苹果最大的对手。

今年2月份，小米提出了要在美国扩大业务范围的计划，据称只会销售零配件。雷军称，小米希望在公司成立后高速发展的5年后能保持稳定的发展势头。雷军也表示小米科技五年内并无IPO计划。

近日，华为消费者业务集团负责人余承东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表示，智能手机行业将重新洗牌，未来三到五年只会剩下三大手机厂商。

当然，余承东认为华为将是三大手机厂商之一。但他承认，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这将是痛苦的，现今的行业领军者可能会被迅速遗忘。

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余承东接受了采访。他表示，华为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至于原因，他表示：在研发和设计投入方面，很少有公司能能与华为相提并论。

余承东认为，研发和设计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智能手机业务的关键。

作为网络设备巨头，华为已经迅速进军智能手机等消费者产品市场。周日，华为还发布了旗下首款智能手表。

余承东承认，最近数月，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大批厂商涌入智能手机市场，这些厂商的目标是挑战市场领军者三星，并迫使HTC、LG等厂商进一步边缘化。目前，华为只能被归类为此类厂商。但他认为，华为将挑战苹果和其他硅谷巨头。

“未来，我们的主要对手将是西方公司，而不是中国公司。未来三到五年多数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将消失，我们将成为市场领军者。”他说道。

行业销售数据印证了余承东的观点。市场研究公司IDC统计显示，去年华为智能手机销售量增长54%，达7400万部，市场份额由2013年的4.8%增长到去年的5.7%。华为已经成为仅次于苹果和三星的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

“我们的产品设计更高级，也更高档。”余承东说。

尽管没有达到8000万部销量目标，但余承东解释道，去年底华为关注高端手机推广，高端手机销量明显低于低端手机。今年，他把华为智能手机销量目标设为9000万至1亿部。

对于智能手表，他认为华为智能手表可以抗衡Apple Watch。

“在智能手表方面，苹果同样刚刚起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他说。

由于美国政府怀疑华为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华为网络设备尚未进入美国市场。余承东表示，华为一直否认这些指控，但华为消费者业务没有这些担忧。

在美国市场，华为消费者设备销售没有受到限制，而且多数美国消费者不会把华为产品与政府监管报道联系到一起。

余承东还表示，华为选择了谷歌的Android系统，把软件和服务的控制权交到谷歌手中，华为此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做法可以减轻监管担忧，确保华为手机采用一个由第三方应用和服务构成的强健生态系统。

余承东对谷歌尽是溢美之词，他对竞争对手却毫不客气。谈及三星新旗舰机Galaxy S6，他表示：“我认为它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三星的品牌影响力更大，但我们的产品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到变化。”

余承东还致力于向世界推广华为品牌。尽管很多国外消费者依然错读“Huawei”，但华为在周日的发布会上表示，华为计划打造像耐克、可口可乐一样的国际品牌。

华为发布会现场的一个标语写道：我们是一群筑梦者。

华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可能还无法与小米和联想这样的中国手机制造商相提并论。但余承东表示，联想太过关注营销和销售，反而忽视了技术和创新。提及MIUI用户界面，他认为小米擅长小技巧和小产品。

谈到小米，余承东表示：“很多手机厂商看起来非常成功，但它们将很快消失。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它们无法生存。”

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根据她在空调行业多年调研发现，要切实提高个税起征点，起码提高到5000元。

董明珠称，个税一定要提高起征点，让工薪阶层减少负担。“有的家庭负担压力很大，减轻税收才能促进消费，非常有好处。”

董明珠认为，现在我们的物价这么高，应该让有钱人多交税，缩小贫富差距，让老百姓踏踏实实生活。“比如年收入100万者就该交50万，而5万元收入的就不该交税”。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五届年会”于2015年2月28日-3月2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出席并演讲。

周其仁在演讲时提出了制度成本的概念，其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并非在于企业成本过快上升，根本原因是制度成本过高。周其仁建议应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曲线，促进经济发展。

以下是部分文字实录：

2008年通过的新《劳动法》，有道理，因为收入分配，也有最基本社会公正的要求。但是有一些条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连北大都受到了波及，请来的人好好工作，但是突然说不能续签合同，《劳动法》写明，签过两次合同就要永远聘用，这个法律条款道理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签两次合同就要长期雇佣了。

讨论时我提了一个相反论据，我说你还要有另外一部法保障这部法的执行。所有消费者只要买两次衣服就要一直买下去，饭馆吃两次就要一直吃下去。你需求不保证它怎么保证的了。人不买我的东西，工人怎么长久雇下去，但是这写进了法律。法治要有很多力量的参与才能让法律变得合理，因为制订合理的法律需要大量的信息，而且在不同利益中要有正当公开的博弈过程，才能形成“良法”。现在是升的快，但是要不要升那么快，有没有余地。这部分不是要素成本，是体制运行的成本。

2月2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成果指出，中国个人所得税税负应大幅下降，个税起征点也应随物价上涨而相应上调。社科院指出，未来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总趋势是迈向综合所得税税制。工资薪金费用减除标准（即起征点）的设定要充分考虑中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费用，并随物价上涨而相应上调。

虽然，社科院的结论和建议来自其研究成果，这份研究成果公众未必有耐心去看，或者看得懂，但是，这一次公众对于社科院专家给出的个税调整建议，却毫不吝啬地给予了好评和褒奖。以个税调整的方向为例，即便，公众不懂那么多经济与税务方面的知识，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实际收入有多少，实际支出有多少，个税的起征点多少合适？个税的征缴是否应以家庭为单位，并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设定减免的条款？这些问题，个体必须面对而且也有自己的答案。一方面，他们知道纳税是自己的义务，知道纳税可以带来荣誉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的实际生活负担，他们期待个税能够关注到个体差异，并给予相应照顾。这不是一种自私的表现，而是一种个体生活的需要，也是制度设计时应该关注到的实际情况与民意诉求。

此前，有专家说，个税起征点不能降低，降低会减少个税的整体收入，个体起征点应该提高，提高了才可以增加人们的荣誉感。至于，个税的实际负担有多重，个税在不同个体身上有何体现？这些专家看不到，在他们眼中，个税制度从来都是纸面上的制度，个税制度的实际影响是什么，对个体意味着什么，似乎不在他们考虑之列。

而此次社科院的专家给出了权威的结论——降低税负并不会导致个税的减少，“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够用比中国税负轻得多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筹集比例更高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中国也完全可以做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纳入了个体视角——工资薪金费用减除标准（即起征点）的设定要充分考虑中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费用，并随物价上涨而相应上调。只有以个体视角看待个税调整，才能保证制度的设计趋于公平，才能保证纳税不是一项孤立义务。在社会生活中，个体需要承担众多义务，纳税就是其一，但是，个体也天然地具有诸多权利，保证个体体面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权利。

个税调整需要考虑效率、需要考虑总量；个税调整也需要兼顾公平、兼顾个体诉求。尽管，这样的调整会导致个税设计、收取有些差异和复杂，不如之前的一刀切、个人化征税来得更容易、简单，但是，任何技术性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也必须给基本的理念让步，即便个税调整会带来一些技术性问题，也应该坚持个体视角，保证个税的征缴更加公平、合理。这是专家的建议，这种建议因为符合公众诉求，而得到了舆论支持。反过来，从这种支持中，可以看到公众对于个税改革的期待和迫切。

“减税降费，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实施‘精准减税’，本身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这也有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

春节假期后召开的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措施：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由年应纳税所得额10万元以内扩大到20万元以内，并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将已经试点的个人以股权、不动产、技术发明成果等非货币性资产进行投资的实际收益，由一次性纳税改为分期纳税的优惠政策推广到全国；将失业保险费率由现行条例规定的3%统一降至2%。

李克强说，过去我们讲积极的财政政策，传统思路就是扩大财政赤字，拿出钱来搞投资，这些措施当然还是需要。但必须明确，要让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有效，必须在“给小微企业减负”方面做好文章！

以下是李克强总理发言语录：

• 如果千千万万人都能投身创业创新，就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活力、韧性所在
• 减免税负对很多小微企业是“救命”的事情，既然政策出了，该“让”的利益就一定要“让到位”
• 各部委都要“挖”一下，看还有哪些可为企业“减负”的潜力

去年3月，阿里巴巴买下文化中国60%股权并更名阿里影业，计划布局电影领域。

马云曾经谈过关于文化产业方面的内容，中国人口袋越来越鼓，脑袋却是很空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产业，才能立足于世界，娱乐文化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有消息称，马云将会见狮门娱乐公司，华特迪士尼公司，维亚康姆集团旗下的派拉蒙影业公司，时代华纳旗下的华纳兄弟娱乐公司，索尼和康卡斯特旗下的环球影业。阿里巴巴意图获得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国内发行权，或者针对这些制片商进行股权投资。对此，阿里影业方面不置可否，张强回应：“阿里影业旨在打造一个制作内容优质、具备多渠道发行及创造商业发展机会的领先综合平台。”

可见，马云做电影的野心不仅仅是在中国拍几部票房高的电影。

以下全文出自北京商报

前不久，苹果首席设计师乔纳森·艾维针对摩托罗拉2013年推出Moto X定制服务提出了批评。

对此，摩托罗拉总裁瑞克·奥斯特罗为自己公司的智能手机战略进行辩护，同时对苹果的定价策略提出批评，称“苹果产品的定价太蛮横”。

奥斯特罗表示，摩托罗拉与苹果有着截然不同的哲学，苹果产品的价格简直“蛮横”。“我们要让整个产品线都比较亲民。坦白地讲，我们与苹果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策略，我们看到了这个市场的两个方面。苹果这样的公司赚这么多，制定如此蛮横的价格，我认为未来不应如此。”他说道。

通过对比摩托罗拉和苹果的产品线，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奥斯特罗所说的话，即两家公司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摩托罗拉拥有两大优势，一是定制，二是便宜。事实上，摩托罗拉表示，去年入门级的廉价手机Moto G成为最畅销的产品之一。

与之相比，苹果提供的是高端手机。苹果旗下最便宜的产品是iPhone 5C，如果用户与运营商签订两年合约，就有机会免费拿到手机，但要购买解锁版需要花费450美元。而摩托罗拉Moto G智能手机只需要179美元，而且不受合约限制。如果购买iPhone，用户只能选择苹果提供的颜色，而如果购买Moto X，摩托罗拉允许用户把不同颜色调合起来，还可以自行选择后盖材质。

实际上，除了对苹果外，奥斯特罗还对其他竞争对手吐槽。前不久他指出，每七年，行业中的第一名往往会被取而代之。我们目前正经历一个可喜的转变，用户开始意识到自己要想获得高端体验没有必要支付600美元入手高端手机。奥斯特罗暗示，诺基亚和黑莓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丧失老大地位后，三星会是下一个。

这个春节，红包满天飞，很多人为获得这笔收益感到庆幸。然而，近日“抢到企业红包应纳税”的消息引起网络哗然。

调查发现，尽管有人同意应缴税，但有一些财会专业人士认为，发红包的单位应代缴代扣个人所得税，而目前达到应纳税金额的红包几乎没有，因此个人暂不存在缴税问题。

又有媒体报道，专业税务人员表示，通过社交关系获得的红包属于赠予，不涉及个人所得税，但如抢得企业发放的红包，则属偶然所得，应按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然而，这则消息马上激起一片“吐槽”。截至昨晚10点，这条消息在新浪网上获得近3万网友参与评论，绝大部分是调侃：“抢到0.5要缴多少税？”“俺得了8毛8，谁收全拿走，不用找。”……还有网友表示：大过年的就是图一高兴，偏偏有些人就是让人不痛快。

不过，在这些调侃中，也有网友在认真地讨论问题：一就是红包要不要缴税。有网友认为：“红包具有赠予的特性，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赠予都不应纳税。”二是企业红包是否已缴过税。有网友说：“向个人支付偶然所得的单位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因此偶然所得应缴的个人所得税一律由支付单位扣缴。”三是所有企业红包是否都得缴税，有网友提出应该有起征点。

[到底怎么缴]

财会人士：谁抢到红包谁就应申报纳税

上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涂先生与媒体报道中的专业税务人士有类似看法。他认为，朋友之间通过红包获取收益，属赠予性质，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如果是通过点戳手机屏幕获得支付宝红包，及其他企业发送的红包，属于偶然所得，应缴纳20%个人所得税。

涂先生认为，谁抢到红包谁就有申报纳税义务，这个跟彩票中奖一样。

此外，企业发红包的钱，从他们企业的账户支出，如果不能提供正规的税务发票或合法的资金支出，相关费用或支出不可以税前列支，从而企业也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他还提到，企业如果以发红包的形式为职工发福利甚至发奖金，根据个人所得税相关法律法规，职工有纳税义务，企业系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人。

税务人员：达应税额后发红包单位应代缴

记者问到一位不愿具名的税务人员，他认为，企业所发红包应是已缴税的。按照现行法规，如个人获得的红包达到了应缴个人所得税的金额，就要由发红包的单位代缴代扣，但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所谓4999元红包至今没有出现，所以达到应纳税金额的红包几乎没有，就不存在缴税问题。

此外，按现行税法，企业对非企业人员发的红包如果与经营活动无关，须在企业所得税税后列支，也就是说企业应该已经缴完企业所得税的。

他同时指出，至于今年参与发红包的企业是否已经主动纳税，建议有关部门节后做一个调查，如果尚未纳税，应予追缴。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要查企业是否为红包纳税，仍存挑战。他说，由于本次红包有海量数据，而征税部门不具备相关数据处理能力，对一些可能违规的行为，在法规上没有条文，执行中也没有先例，毕竟这是一个新兴事物，在规范管理方面我们的规则还没有形成。比如说，关于企业红包的赠与或偶得，定税点都没有，在征税中随机性就很强。

苹果运营副总裁杰夫·威廉姆斯公开发表了第九份供应商责任报告，报告中体现了在公司行为准则指导下供应商设备的运作流程，以及公司审核、改正系统问题的卓越能力。

率领致力于端对端供应链管理以及产品质量监管的国际化团队，苹果高级运营副总裁杰夫·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表示，“我们非常关心奋斗在苹果供应链战场上的每一名员工。”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苹果将继续积极应对诸如人权、平等、环保和教育在内的当今世界广泛存在的一切挑战。公司从未间断此类进程的推进，2014也是收获巨大成就的一年。

对于未成年劳工，公司是以一种坦诚且开放的态度来解决。对于违反行业标准的供应商，公司也坚持持续披露。去年公司采用了633供应商审计条例，每一项违反规定的方面都进行了大力改善。由于这些审计条例，超过396万美金的高昂经纪人中介费被偿还给外国合同工，近90万美金支付给无薪加班的工人们，未成年劳工得到了全额学费和工资并返回校园，公司供应链上的矿物冶炼厂数量翻了一倍，废水处理系统也已升级。

尽管审计条例、行为改正措施很重要，但公司相信变革的主要机遇源自员工授权与员工教育。2014年，超过230万员工接受了公司行为准则与员工权力方面的培训。公司在供应商员工教育和发展（SEED）项目开展的初期便掷数百万美金进行推动。SEED现已覆盖23间厂房的48间教室，每间教室均配备iMac、iPad、教育软件，视频会议系统等设施。自2008年以来，超过86万名员工免费接收课程培训以实现更好的个人发展，其中部分员工甚至通过这一项目得到了学士学位。为解决全球性安全和环保专业人士短缺的问题，公司招收了更多工厂经理进入苹果供应链环境、健康与安全（EHS）学院进行深造。

此外，公司还致力于通过供应链对环境指标进行强化，甚至远远超出法律法规的限定要求。无论是通过公司清洁水计划节约出5亿加仑的纯净水，还是通过EHS培训经理人，公司一直努力与供应商共同保护地球上的稀缺资源，为了子孙后代更好的明天。

公司即将公布前200名供应商、公司准则、详尽标准以及供应商审计总结果的列表。我们也将持续按月公布100万员工的每月工时。希望公司的透明化可以激励其他公司，同时使自身更上一层楼。

全球范围内，苹果员工精诚团结，将平等、人权、环保意识深植供应链深处。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距离公司的理想仍有一定差距。员工对公司的信任，使得我们决不放弃优化公司的进程。这一进程不会停止，直到苹果供应链中的每一个员工都能得到他们应有的尊重与礼遇。

2月10日，证监会邀请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讲解互联网金融。演讲结束之后马云接受大家提问。在回答阿里是否大而不倒时，马云说：阿里巴巴绝不是一家很大而不倒（的公司），中国大而倒的人，政治局常委委员（指：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都被摁下来，哪个企业可以这么大而不倒，瞎扯。

主要问题及回答：

一、问：马云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思考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以及如何修正责任感和使命感？

答：阿里巴巴开始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只想活下去。2002年第一次去达沃斯论坛，听到社会责任这个词，对我影响很深。然后，责任就从阿里巴巴赚钱开始的。第一，阿里不允许员工给回扣，及时这个员工对我很重要，同样要开除。第二，阿里不允许卖假货，为了假货问题，开除了CEO、CFO和销售EP。第三，阿里秉承完全透明的原则，在上市过程中能经受住美国的审查，就是因为透明。

二、问：怎么看待BAT掐架？掐架形成了一个局域网，算一种倒退吗？BAT会不会被淘汰掉？

答：中国互联网不是一个局域网，中国互联网发展到今天为止，成为全世界互联网用户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它有自己的特色，有些行为是哟啊尊重的，没办法。我的职责就是把这个能再开点就开点，而且其实互联网现在晚上翻墙的人不少。至于三大BAT公司之间的局域网，什么是竞争，什么是开放，公司走过开放的误区，完全打开，开和放关键点，你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开放，你才能开放，像监管也一样，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所以我们三家BAT之间，在开开放放、合合收收都是个过程。

中国三大BAT公司，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如果不这样竞争，不这样努力，我们很快就完了，BAT一定会倒霉的，一定会没有的。而且优势可能就没几年，所以每家公司都必须非常努力，才有可能做这个事情。

三、问：支付宝为什么不做社交网络？

答：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战略，自己的实力，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文化特色，阿里这几年慢慢地心平静下来，我们看到人家微信做的好，现在觉得挺好，应该给人家鼓掌，以前我觉得这不错，我们也该干一干，这个都正常。我们不一定要找对手，做得好我们就给人家鼓掌，挺好。

其实这个社会新商业文明，最后竞争一定是一个是乐趣，竞争是商业中一种很重要的乐趣，如果竞争有很大的火气，应该让对手火气很大，你很开心，如果你自己火气很大，对手很高兴，这是心态。

四、问：阿里巴巴会大而不倒吗？

答：阿里巴巴绝不是一家很大而不倒，中国大而倒的人，政治局常委委员（指：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都被摁下来，哪个企业可以这么大而不倒，瞎扯。只有对社会敬畏，只有感恩这个时代，只有认真真真做事，说为什么你不去当这个，不去当那个，我说当这个干嘛，他说可以保护，我说不干坏事是最大的保护。你认为企业做到大没有人翻掉你，一定翻掉你，所以今天翻掉了我们的客户，今天翻掉了我们是违法乱纪受到监管部门的惩罚。

据外媒10日报道，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英国商会发表讲话呼吁商界领袖给员工涨工资。

英国《金融时报》10日报道，卡梅伦届时将告诉商界听众，“环境很长时间没有如此之好”，企业如果给员工支付更多工资，将有助于改善公共关系。

卡梅伦将说，企业正因低通胀、成本降低和经济增长获益，因而企业能够付得起员工更多薪水。他认为，回击工党“抹黑企业界”的最佳途径，是企业自证是有益社会的力量。

他将在10日举行的英国商会会议上说，企业界是经济增长、财富增加、就业和机遇创造的最佳动力，“为证明这一点，给英国加薪是最好不过的办法”。工党曾说，将确保英国最低工资标准到2020年提高到每小时8英镑（约合12美元）。

最低工资标准是英国党争的重要议题。卡梅伦所在的保守党的一些“大佬”认为，这一议题是保守党支持率没能跟上经济复苏脚步的原因之一。

包括英国商会会长约翰·克里德兰在内的商界领袖同样敦促企业开始涨工资。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去年呼吁，英国劳动力市场足够强劲，可以维持最低时薪从衰退前的6.31英镑（9.61美元）增加至7英镑（10.7美元）。

●地点：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现场

●人物：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

●声音：“搞房地产就不符合跟我约赌的条件了。”

“清场是对的，中国制造业要想走向强大，不应该拿劣质产品欺骗消费者。”

谈与雷军的“10亿赌约”、家电“清场行动”、格力招待费……近日，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一出现，就引来媒体追堵。面对记者董明珠几乎有问必答，谈到2013年底与小米科技公司董事长雷军的“10亿赌约”，她认为随着小米涉足房地产业，“10亿赌约”已经取消。

再提“10亿赌约”轻描淡写

2013年12月，在央视“2013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上，雷军向董明珠发起赌约称，“小米如果5年内营业额无法击败格力，自己输给董明珠一块钱。”当时董明珠也不示弱，直接反驳雷军观点并暗指只注重营销的企业难以长足发展，还还击说，“一块钱不要再提，要赌就赌10个亿。”一年多过去，这个“10亿赌约”怎样了？

9日早上，董明珠一袭黑衣一条红围巾出现在会场，现场媒体一阵躁动，纷纷上前约访，董明珠均欣然应允。“如果查一下小米的变化，他已经撤销了这个赌约。”董明珠的回答显得轻描淡写，“因为当时他跟我赌的是产品，据说他现在已经进入房地产行业。我觉得，搞房地产就不符合跟我约赌的条件了。”

以下发言全文摘自南方都市报

广场舞大妈，有力无处花。半大学生娃，还不能养家。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16-59周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总数为91583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比去年减少了371万，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绝对数量下降。而且，未来数十年内可能都难以再改变这一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抚养比将下降，养老压力沉重，青年劳动力不足。

而笔者认为，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危机比想象的更严重。

虽然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仍超过9亿，但2014年，中国的就业人口仅有77253万人，加上失业人口，减去少数超过劳动年龄返聘的人口，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大约在8亿。劳动力人口比劳动年龄人口少了1亿左右，这1亿左右的人都去哪了？

事实上，在劳动年龄人口系列中、但没有成为劳动力人口的，有几个主要群体：一是16岁以上的学生，一是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而内退的人口，尤其是我们所熟悉的“广场舞大妈”，其中就有很多是退出社会劳动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去这两个群体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真实的劳动力状况更为严峻。

虽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以16岁为起点，但中国的社会时势近年来发生了巨大改变。改革初期，中国多数青年初中毕业就走向了社会，成为劳动力。而时至2014年，随着中国大学的迅猛扩招，中国的大学升学率都达到了80%，导致16岁至22岁左右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普遍成为非经济活动人口，没有参与就业。

这个群体的人数比较容易估算。16岁正好是高中或者中专以及其它职业教育的入学年龄，所以，高中在校生，加上中专在校生、大学在校生，以及研究生在校生，即是这个群体的总数。

2014年，中国普通高中生在校生人数为2435.9万，似蓝翔这类中专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人数也接近2000万。而普通全日制高校，在校生人数为2468万，研究生人数大约在179万。总计起来，16岁至20多岁关在校门内的学生大约为6000万。

另外一个以“广场舞大妈”为代表的群体，虽在劳动年龄人口内，但却不参加劳动。这个群体，以中老年女性为主体，中老年男性也有部分。预计55岁以下的女性及60岁以下的男性，内退和实际上没有就业意愿的人数，至少有几千万。

从劳动年龄人口到劳动力人口中间的这1亿，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含金量不足，而这种状况，将使本来就严重偏低的劳动抚养比更加雪上加霜，未来中国的养老压力更为沉重。

更为严峻的是，劳动人口是一个动态数据。根据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年均减少155万人；2020-2030年将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总计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5亿，按照劳动参与率推算，中国未来减少的劳动力人口，将在2亿左右。

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几年增幅下滑，跌破8%，而经济增幅下滑，正好与劳动年龄人口下滑的趋势一致，需要引起相当警觉。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停滞的时代”，正与其人口的萎缩相伴。未来，随着全国最深重的老龄化时代到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迅猛飙升。

而青年人口的萎缩，亦将重创民族活力。我们所寄望的依靠创新实现转型的战略目标，或将因为青年人的缺少、人口活力的丧失而大打折扣。虽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有9亿，但如果再细分的话会发现，在16至34岁这个人类最富有创造力、体力也最好的年龄段，人口只有4亿左右。35至60岁的中老年人，则有5亿左右。而十年之后，青年劳动年龄人口还将下降1亿左右，而中老年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增加5000万至1亿左右。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仍然可观，但真正的精锐劳动年龄人口却比较少，十年后将不足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算劳动力人口，这3亿多人口还要再减去几千万不参与劳动的半大学生娃，中国最精锐劳动力人口将更是远少于3亿。

缓解中国人口危机的出路在于两头，一头是青少年，通过开放生育，应对未来严峻挑战。这是上策。一头在于延迟退休，这是下策。当下很多“内退”人员，纵使仍保留劳动，其劳动效率也相对青年劳动力相差太远。广场舞大妈大叔跳舞行，干活还是比不上青壮年小伙。而且延迟退休，会使官僚阶层借机变相实现职位终身制，贪占过多社会财富和资源。

开放生育其实并非容易的事情。纵使既得利益阶层愿意开放，大众的生育意愿也被沉重的生活负担所压抑，同时，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生育率下降也是一个普遍规律。未来需要出台系列奖励生育的政策，推动生育率回升。

法国骚乱，给移民国家敲响了警钟。但不幸的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青年人口的不足，尚未完成产业升级的中国，未来将不得不依靠本国之外的青年劳动力。因为人口的生产不同于商品，不是一出生就成为劳动力，而是要等20年左右。在此期间，中国可能将被迫开放移民。当下，广东等地，来自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的移民，以及非洲的移民，渐成气候。而浙江也有不少来自中亚的“绿色人口”，上海的保姆市场，也出现越来越多的菲佣面孔，纵使是北京街头，亚非青年也随处可见。笔者认为，鉴于文化和人种的因素，中国未来应重点开放东南亚移民，这些国家与中国文化接近，曾是东亚朝贡体系的成员，容易从文化上同化，可减少潜在的文化冲突。

以下全文摘自凤凰网财经新闻

编者按：近日，全总点名批评富士康“超时加班问题严重”，富士康发公开信回应称“员工希望能够通过加班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而此前也发生过员工游行要求加班的事情。一直以来，富士康被贴上“血汗工厂”的标签，而每次招工却都是很多人来应聘。

那么，富士康到底是不是“血汗工厂”呢?

富士康包员工吃，包员工住，还帮买保险，给线上工人900元左右的底薪。如果算上加班，一线员工至少收入在1200元以上，有的拿到1800元，甚至更多。据说公司免费提供员工上网，提供免费的洗衣服务，免费的游泳池，如果员工不愿住在园内，还给房贴。天下，哪有这样的血汗工厂?

批评“血汗工厂”的人，往往是站在道德高位，却忽略了眼前的一个更严峻的事实。中国老百姓并不富裕。大城市灯红酒绿，有先富裕的人，但对比全国，那毕竟是少数。如果你到内地大部分的穷乡僻壤走一圈，你就该回来谢谢象富士康这样的台资企业了。至少富士康帮助解决了几十万人就业，摆脱了贫困命运。

根据联合国2009年的报告，中国大约有2.5亿人，每日消费不足1.25美元(8块人民币)。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大约有2.19亿人，每日消费不足1美元(6.8元)。甚至有统计说，中国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的人，占总人口的20%(约2.6亿人)。将近两亿多的中国人还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富士康却帮助数十万人摆脱了贫穷，这难道不是在做公益?如果按照富士康最低的1200元月薪来算，富士康至少支付了他们每天40元，这是内陆许多国企的两倍以上。

富士康是一个企业，不是慈善机构。既然是企业，追求利润当然是首要的。企业不可能支付比员工产出还要多的薪酬，那样做企业，很快就垮了。美国通用就是这么垮的。我们都知道，现在通用被戏称为“政府用”，因为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把它“保释“的。为什么通用垮了?道理很简单，即使通用的车卖不出去，通用公司还要支付工人一小时30美金的工资，这还不算其他福利。

富士康给员工千元薪水是不是把人当廉价劳动力了呢?工人的价格是市场供需决定的。倘若富士康支付员工的薪酬比员工产出低很多很多。在激烈竞争的劳力市场上，富士康员工很容易被其他愿意支付较高薪的企业吸引走。换句话说，富士康是不能用低于市场价格的薪水留住数十万的人才和劳动力的。只有，当企业生产率大幅提高了，利润增加了，企业才可能支付出更高的工资，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人才和劳动力。 现在问题是，富士康员工并没有对收入不满意。媒体反倒先骂起来。这很让人错愕。骂“血汗工厂”并不能给工人带来什么实质的好处。首先，这会影响到员工情绪和生产积极性。其次，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政府可能出手干预，惩罚企业。如果政府因此加强对企业的管制，势必让富士康这样的公司付出更高的生产成本。在不能降薪的情况下，这种企业通常选择裁员或者换地方生产。这对那些希望留在富士康，希望稳定打工赚钱的工人，有什么好处呢?

有些媒体说，中国穷人多得是，廉价劳力供应充分。因此，黑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会尽最大可能地压榨工人。即使有人不愿意被盘剥，但总有人愿意来，因此，提高工人收入要靠政府政策(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事实上，企业无限止地压榨劳动的情况是不会长久的。如果当地工人工资可以压得很低，对投资者来说，这是劳动成本低的优势，这样好投资环境会吸引更多企业来争夺劳动力。那么在自由竞争下，劳动力的价格会攀比提高，而支付低薪的企业最后只能被淘汰出局，或者只能拥有技术差的工人。

应该为“血汗工厂”正名

不知道为何外资企业很容易被左翼学者和媒体冠上“血汗工厂”的帽子。但实际上，压榨劳工的恰恰不是外资企业。经济学家本保尔(Ben Powell )和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者大卫·斯卡贝克(David Skarbek)在调查了11个“血汗工厂”所在的穷国后，发现其中9个地区的“血汗工厂”的工资都比当地平均工资水平高，而且恰恰是外资促进了当地工资水平的提升。

外资企业不仅帮助了就业，带来了新技术，培养了当地的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企业家精神，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风险意识，市场观念，金融知识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当地贫困的状况是很难改变的。 当然，很多人批评血汗工厂是基于善良和同情。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追求一时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更大的坏处。我们要富士康给员工加薪，要他们为“员工自杀”负社会责任，或者要求政府对这种企业强加管制，要求政府提高最低工资等等。这些打击外资企业的措施，必然后果是使当地的投资环境恶化，吓跑投资者。

其实，要改变中国产业工人的命运，关键在于改变中国很多地区贫困的现状。改变穷困的命运，就应该让政府给我们更多的选择和自由，尊重我们的基本权利，同时给投资者，给愿意承担资本风险的企业减税，创造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

养老金并轨牵涉众多职工的切身利益，新政既出，万众瞩目。从1993年首次提出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到2014年12月份国务院提出“一个统一，五个同步”，再到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历经20余年，正式确立了机关事业单位与社会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合并的改革立项，养老金并轨新政在全面深改的洪流中尘埃落定。

那么，养老体制改革为何以养老金并轨为突破口，改革“第一刀”为何落在养老金并轨上呢？

首先，养老金并轨是破除竭泽而渔困局的首选利器，也是开启中国社会养老制度新常态的首要环节，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要通过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体现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为稳定公职人员队伍，我国城镇职工实施互不衔接的两套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8%的个人养老保险缴费率形成的社会养老资金池水，不但得不到公职人员缴费的“蓄水”反而还要被舀出一部分用于公职人员养老金发放，这无疑将机关事业单位与社会企业之间的职工养老金待遇差距越拉越大，公职人员“只享受，不缴费”的养老金二元制模式无异于竭泽而渔，这是养老金双轨制的核心弊病。

其次，养老金双轨制难以满足财政结构诉求的新常态。双轨时代的养老金支付愈发让公共财政“伤不起”。面对创24年新低的GDP7.4%的增速，过度依赖政府的养老模式和逐年增加的公职人员数量让政府财政支出在经济新常态下压力陡增。同时，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平均替代率自2000年以来逐年下降，退休金实际购买力出现下降。养老基金的年收益率常年低于居民平均消费率。公共财政一方面必须接受养老金收益水平低下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因养老金双轨制而不断加剧的养老财政缺口；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社保财政局面必须有所突破，养老金并轨虽然在短期会产生转型成本，但长期看将是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有效出路。

再次，新常态不仅要求有稳定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更要有追求社会公正的道德结构。传统的双轨制非常容易导致社会心态失衡，不利于人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养老金双轨制不利于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更与鼓励创新创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新趋势背道而驰。

最后，人口老龄化让养老金并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过去十年高速城镇化进程让养老金缴费覆盖面最高时可达到2011年的91%。目前中国生育更替率低于2.1的国际标准，低生育水平已成定局，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金缴费覆盖面正在逐步下降，预测2023年以后人口老龄化将取代城镇化率成为影响养老金覆盖率的核心因素，这意味着我国养老金缴费覆盖人口数量也开始逐渐下降。

这意味着80后们的养老恐难指望养老金，养老金并轨后的缴费增量十分有限。80后独生子女的养老问题将更加依赖全方位的养老方式来解决，商业性养老模式将成为补充社会养老的主流。基本养老金对于80后们来讲只是养老资金一小部分，养老质量的核心将要依靠退休前的财富积累以及可供养老资产的管理。

总之，养老金并轨无疑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一把钥匙。没有并轨改革的启动，就不会有养老保险制度系统性完善的可能性；没有并轨就会使得养老金改革丧失基本公信力。没有公信力做支持的任何改革新政都会偏离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价值取向。

相对于电信和联通，中国移动员工的薪酬待遇还算不错，曾经体验过高富帅的生活。然而十年不涨工资，随着GDP、KPI等指标不断上扬，运营商人的工作强度越来越大，但薪酬水平在人才市场上反而逐渐失去竞争能力。

去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运营商人才流失问题的文章，认为2014年有三波涉及运营商的“离职潮”。第一轮是虚拟运营商对基础运营商的挖角，第二轮是铁塔公司等国企改制带来的人心浮动；第三轮是中国移动员工内部流动，投奔实施改制的各专业公司。

当时，我乐观地认为：有的人选择离开，有的人选择留下，走出去的是精英，留下的也不是孬种。即使一些平时表现得怠惰、懒散的员工，如果有了新的机会，未必还表现得差。毕竟当年他们也是精挑细选的优等生，被逼到角落的时候，战斗力也是蛮强的。

刚刚进入2015年，形势又有了微妙的变化。

首先，是国企改制以及降薪的传闻不绝于耳。

相对于电信和联通，中国移动员工的薪酬待遇还算不错，曾经体验过高富帅的生活。然而十年不涨工资，随着GDP、KPI等指标不断上扬，运营商人的工作强度越来越大，但薪酬水平在人才市场上反而逐渐失去竞争能力。

从去年开始，国企改制的声音越来越强，再加上各种检查和审计，有消息称：今年运营商薪酬会有较大降幅，隐性福利待遇也将暴露在阳光下，最终灰飞烟灭。因此运营商员工的薪酬待遇，未来走向只有一个趋势：逐步降低。

继续呆在运营商里求“钱途”已无可能：一是基本待遇已经与互联网公司拉开了差距，更很难有员工持股、期权等奖励机制；二是未来各层级间的待遇差距会被压缩，“升官”也不等于“发财”；三是反腐压力之下，还胆大妄为、冒险伸手的，纯属作死。

其次，运营商内部蔓延着越来越严重的免责心态。

解放战争时期，有几支“两头冒尖”的队伍，打仗不要命，屡建战功；但也没少惹麻烦，经常出现违反纪律的情况。建国后和平建设时期，这样的部队被逐一“收拾”了。这并非过河拆桥，而是世易时移，不同阶段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运营商也面临类似的困境。

做事情意味着承担各种风险；而追求效率时，有时会与既定的工作流程发生冲突。大发展时期，管理相对粗放，给个体的灵活度比较高；如今运营商大企业病越来越重，“正确地做事”远比“做正确的事”重要；或者说流程合规才意味着这个事情是正确。创新发展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多，前进的步子越发沉重。

不管是不是国企，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船身太大很难掉头，所以确定前进路径后，就必须沿着这条路线一直走下去，做不到快速敏捷、以变应变；也正因如此，巨无霸企业都难以容许组织内部成员过分的个性化和随意性。目前互联网企业处于初创期，个性化的创新得到充分地正向鼓励；而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也将面临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免责、无为的状态与国企的机制更容易融合，因此问题暴露得也更突出。

第三，组织调整和人员变动使运营商员工逐渐失去归属感。

最近流行这样一个段子：运营商员工经常在微博上哭穷抱怨，说：“你们运营商哭穷，为何不辞职？”运营商员工奋笔疾书回复道：“这跟你妈抱怨你爸没钱没权没长相又不愿意离婚的道理一样，因为你妈已经把青春和美色都给了你无能的爹，你妈还有什么资本离婚呢？你妈就不能抱怨抱怨么？”

这个段子在运营商内部很容易引起共鸣，所谓“XX虐我千百遍，我待XX如初恋”。运营商很多中层骨干、中年员工与企业共成长，他们见证了运营商的发展历程，因此对运营商的发展困境感同身受，往往是一边抱怨一边努力工作，正是这样中坚力量与运营商共同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

虽然工作辛苦压力大，但只要工作热情还在，遇到再多的困难也能坚持；然而遇到重组或者大的机构调整时，员工往往会产生“被组织抛弃”的情绪，这才是最伤人的。而且，大家都很优秀的情况下，组织调整带来的人事变动也难说绝对公平，用人过程中出现不和谐因素，也容易导致员工士气受挫、情绪不稳。各家运营商中，目前中国移动的组织和人员最稳定，对企业的忠诚度和荣誉感最强；而电信与联通的员工则在一次次地重组、调整、轮岗中，渐渐失去了热情。

无论是铁塔公司还是专业公司，无论是人事调整还是行业重组，面对种种不可知不可控的变化，都让运营商员工从动心到分心最后寒心。等到那颗曾经滚烫的心冷下去的时候，还能有什么魔法让他重燃希望，点亮未来？

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是留住人才的三种手段。而今，运营商员工待遇下降，事业发展遇到重重不可控的阻力，对企业的感情又屡受打击。运营商靠什么留下精英，留住人才？

离开是一种解脱，留下是一种坚忍。有朋友对我说，他身边离开体制的人没有感觉不好的，不管创业成功与否，都获得了一份自由。离职的原因，不再是因为新工作的吸引与诱惑，而是出于对现有工作的失望与不满。这样的情势下，2015年运营商的离职潮势必比2014年更猛烈；而留下的运营商人来说，即将面对的不止是降薪之苦、转型之痛，还要承担各方面的压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放弃努力混日子，靠昔日的辉煌和体制的庇护度过余生。

这时，我只想到一个词：向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