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马里兰大学商学院丁曼创业中心常务董事伊兰娜法恩日前在《华盛顿邮报》网站刊发题为《经营处方：去东方吧，创业者们》的文章称，中国正在迅速改变，已不再只有血汗工厂的廉价劳动力，不再只是一个只会复制的世界工厂，技术和创新正在逐渐引导这个国家走向新的高峰。越来越多的外国创业者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经济仍在发展，增长的空间是无限的，机遇也是无限的。

全文如下：

日前，我和一组工商管理硕士班的学员一起到香港、北京和上海作了一周半时间的调研，探究中国的创业环境，并举办第九届中国商业计划书大赛。今年我对中国的印象和感觉与过去几年大不相同，中国现在对创业者更具吸引力了。而且，中国多数地方都更欢迎创业者。

我并非不了解中国复杂的历史和当前的社会问题，但是，自一年半前我到中国以来，情况有了显著变化。现在的中国似乎更开放、更坦诚、更亲切，并且愿意往前走。我采访的一些人——从工厂老板到导游——都更愿意袒露对中国各种问题的看法，其中包括污染、贷款和缺乏创造性等问题，他们对潜在的机遇抱有更大的热情，譬如改变包括“独生子女”政策等一些规定，实现经济向消费型和服务型的转型，在医保和清洁能源方面有所创新。

这次调研一开始，我们就要求学生把焦点放在相同点和机遇上。整个调研过程中，我们接触的中国人都一再表示，对于有创意的、有经验的、知道如何处理棘手问题的企业家来说，中国有大展宏图的机会。不能小觑一个有12亿人口的市场，但是想把新产品打入这个大市场，他们显然缺乏那种销售、营销和其它公司建设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对于某种特定的商品或服务来说，或许这里的市场已饱和，但中国经济仍在发展，这个市场可能存在巨大机遇。增长的空间是无限的，机遇也是无限的。华盛顿特区的创业社团已通过市长办公室及其它组织与中国建立了联系。你只需有正确的心态和在这个市场打拼的意愿。

我们参观的工厂，技术工人都是在电脑上工作。认为中国只是世界工厂、抄袭外国的创新技术的看法已经过时。譬如，我们参观了北京的“硅谷”——中关村科技园，在那里我们看到了3D印刷、电子、绿色能源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技术创新，但也清楚发现中国需要人才来把这些先进技术带入市场。

到中国去。对创业者来说，中国是个很合适的地方，但是除非你亲眼去看一看，不然你不会真正明白这一点。我们的学员们果断地走进了中国——他们在中国的城市经历得越多，品尝各种食物，体验交通情况，与潜在客户交谈，他们对探索创业之路就越感到有信心。

找对合作伙伴。为了在中国有效运营，毫无疑问你得有一个中国合作伙伴。中国政府建立了多个像中关村那样的科技园区，其中许多都与美国的创业组织有联系。我们是通过华盛顿特区的“1776”创业孵化园以及华盛顿特区市长办公室的关系与中关村科技园取得联系的。

学习如何经商。同在其他国家经商一样，在中国经商有其自己的一套规则和习惯。要了解人们在中国做生意的方法，并遵从那里的习惯。

要有解决问题的技巧。如果你是连续创业者，你之前已经有过多次创业经历，那么，他们太需要你了。中国的大学培养工程师和科研人员，但创业者远远不够。美国人具备创新性解决问题的技巧和明辨性思维，许多中国人却根本没有学过。中国急需人才，我们的人力资本需求量很大。

尽管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对于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中国文化、商业行为和客户需求的创业者来说，中国会提供机会窗口。

不可否认，中国不再只是一个只会复制的世界工厂，技术和创新正在逐渐引导这个国家走向新的高峰。越来越多的外国创业者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

随着机器人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有一部分劳动力人口会被科技驱逐，从而面临失业的风险。而且在某些领域，技术进步让生产有了更高的效率。Google CEO 拉里·佩奇认为：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想要完整的工作，但很快他们只能干更少的活，用兼职工作代替全职。

Google CEO拉里·佩奇接受Khosla Ventures风险投资公司Vinod Khosla采访的问答内容，被上传到了YouTube上面。拉里·佩奇认为：“我相信人们都希望生活在富足的环境中，拥有房子、安全和陪伴孩子的机会，现在提供这些东西并不难。人们实际的资源需求要远小于现在的工作量，我估计不到1%。现在有足够的生产力为人类提供足够的资源，但每个人还需要疯狂地工作，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事实上，今天许多人在做蠢事，比如破坏环境，某种程度上是在做一些完全不必要的工作。当然，也有一些社会原因， 有些许多人不工作就会感觉不舒服。”

“这个回答不是企业要大批裁员的借口”，拉里·佩奇说道：人们需要有工作去做，但应该找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想要的和有高效生产能力的事情去做”，而且大多数人都希望多一些时间可以休息。因此，一种可能解决方案就是大家分散现在全职工作，改做一些兼职工作。英国的亿万富豪Richard Branson正在英国尝试这样的事情。因为英国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他建议人们去做两份兼职，代替一份全职的工作。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一份兼职的工作，比完全游手好闲要好。

拉里·佩奇称他问了很多人，问他们是否想少做一些工作。几乎100%的人告诉佩奇，他们希望多2个星期的假期，或者每周只有4天工作日。尽管很多人热爱自己的工作，但他们也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或作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一些人减少了工作量，也就为一部分人留出了工作机会。

据悉，应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的邀请，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参加清华经管学院2014年毕业典礼并做演讲。马云在谈及阿里巴巴产品时称，自己到今天为止没到淘宝上购过一件物，也没用过支付宝，但会耳朵竖起来听别人谈论支付宝到底好还是不好，因为用多了会捍卫自己的产品。

以下为马云演讲实录：

我永远相信“相信”，我相信未来，我相信别人超过相信自己。其实我数学不好，管理也没学过，会计也不懂，连预算报表到今天为止，财务报表我也看不懂，这是真话，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丢人的，承认自己不懂并不丢人，不懂装懂很丢人。我到今天为止没到淘宝上购过一件物，我没用过支付宝，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用，但我耳朵竖起来我老是在听支付宝到底好还是不好，因为我用多了我会捍卫自己的产品，但是我不用，你永远担忧自己，因为只有担忧让我晚上睡不着觉，只有我睡不着觉，这公司才睡得着觉。我们看了《中国合伙人》，这个电影很好，但是这个电影有很大的问题，男主人公老哭，其实创业者是不哭的，是让别人哭。所以我们永远相信未来，相信年轻人，相信别人，我如果不相信别人，阿里巴巴的程序写不出来，我不相信别人今天市场不会做的这么大，我们只是告诉大家什么是我们要坚持的。

第二个要有担当精神。支付宝今天存在巨大的争议，其实在2004年准备做支付宝，做阿里金融的时候，我知道有一天会碰到这样的麻烦，我也纠结过。后来在达沃斯会议上听很多的政治家、企业家在谈论，什么是担当。你觉得是对的，对社会发展有利，你真相信，勇敢的担当起来去做。我记得那次会议以后，我在达沃斯打电话给公司说，立刻、现在、马上去做，如果出问题我愿意去解决。去年年初在阿里金融内部的会议上，我跟所有的同事讲，如果我们对中国金融改革有激活，有创新，如果基于这个有人要付出代价，我来。我相信大家如果真的带着完善这个社会的希望，激活金融，服务实业，稳妥创新，我们一定越走越好，因为社会总会越来越清晰。

今天社会缺乏理想主义，缺乏担当的时候更需要理想主义，更需要担当，不仅仅是你需要，不仅仅是社会需要，社会最缺的东西是最稀缺的资源，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最需要的事情才有成就。有人说这个社会非常大，每天淘宝有几千万笔交易在进行，几千万人把自己的包裹送给一个完全不相信的人，交给快递不相信的人，辗转反复几千公里送到另外一个人，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这是我们今天年轻人在以不同的方法，在以技术的方法在表达“信任”她真正存在。

第三个我希望大家坚持正能量，乐观的看待问题。我是犯过无数错误的人，今天阿里在前面15年内至少有100多次灭顶之灾都过来了，可以这么讲今天再来一遍，我们今天的人比那时候的多，我们今天的人知识和能力比那时候强，但是重新再走一遍我们一定走不出来。但是我们怎么走出来的？我们坚持乐观，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你不成功有人会成功，我们相信阿里巴巴，淘宝能做得出来，一定有人做得出来，我们相信有人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这些东西，只是看我们是否够运气。所以我后来给自己的座右铭，也是给所有年轻人，给我同事的座右铭，“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这就是残酷的生活。所以你今天必须很努力，才能面对明天的残酷，明天你必须很努力，才有可能看到后天的太阳，但是绝大部分人看不到太阳的。你光努力还不够，还有运气，运气从哪里来？运气就是把自己好的时候多想想别人，自己不好的时候多检查检查自己，我相信会走过来。

据法国《费加罗报》网站报道，近几个月来，法国国内一直在就劳动力成本和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矛盾问题进行着激烈的争议。之前，法国政府也曾作出决定，将从现在起至2017年减少共约410亿欧元的社会税收。然而，法国人民们开始注意到了另一个一直被忽视的问题：工作时间。

根据法国经济研究机构Coe-Rexecode针对法国人们和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有效工作时长进行的调查统计（基于欧盟统计局提供的官方数据）中指出，社会税收、劳动力成本与工作时长之短之间的矛盾是法国人民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

2013年，法国的所有全职雇员（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所有不同职业的全职公众）的平均实际工作时长仅为1661个小时。这个少得可怜的数字表明了法国是欧洲范围内工作时长第二少的国家。就办公室或工厂员工来说，每年法国员工的工作时长比意大利员工少120个小时，比德国员工少186个小时，比英国员工少239个小时。而就所有职业的平均时长来看，法国人民的工作时长竟然比德国人民少五个星期。

福布斯杂志近日撰文称，在同一单位工作超过两年的雇员，其一辈子的总收入，比频繁跳槽者的工资可能要少一半以上。与此同时，跳槽者的职位往往会比留在原单位的老同事更高。

2014年，美国人的收入平均增幅为3%(通货膨胀率为2.1%)。因此美国人的工资增幅只有1%左右。可是今年的跳槽成功者，其工资增幅将为10-20%。不过，一旦跳槽失败，那恐怕就要赔上老本儿了。

老员工薪酬增幅低的原因是，很多机构对员工采取“冻结薪金”甚至减少工资的办法来应对危机。加之一些老员工起薪较低，而工资增加都是按百分比调整，因此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越长，其得到的工资总数反而会越低。

虽然跳槽成功者能获得更高的底薪和职位，但找新工作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很可能会让您感觉压力巨大并影响身心健康。毕竟，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说跳就跳”的实力。

“CEO薪酬越高，公司在接下来三年里的表现就越糟，包括股价表现和财务表现。”该调查的作者之一、犹他大学大卫·埃克尔商学院的迈克尔·库珀（Michael Cooper）说。

库珀和两位分别来自普渡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授分析了大量数据，涉及1，500家市值最高的公司。他们吃惊地发现，CEO薪酬越高，公司的表现就越糟。

以下是一个与传统看法背道而驰的结论：在CEO薪酬最高的150家公司，CEO拿高薪的负面效应最为明显。这一发现尤其令人惊讶，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向超级明星CEO支付高薪是值得的，例如摩根大通的詹姆斯·迪蒙（Jamie Dimon，2013年薪酬为2，000万美元）和高盛的劳埃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2，800万美元）。（这项调查没有披露个体调查结果。）库珀承认个别公司存在例外（该调查没有涉及个体经营企业），但调查显示，总的来说CEO薪酬处于薪酬范围前10%的公司表现最糟。有多糟？这些公司的股东回报比同行少10%。这项调查还清楚地显示，在薪酬范围的高端，CEO薪酬越高，公司的表现就越糟。在最高端，也就是CEO薪酬处于薪酬范围的前5%，公司业绩比同行平均差15%。

怎么会这样呢？用一个词来回答，自负。拿着巨额薪酬的CEO们往往不会对他们的决定多加审视。“他们对否定自己意见的信息视而不见，只认为自己是对的。”库珀说。这往往会导致过度的投入以及不会为投资者带来回报的糟糕项目。研究人员发现，在处于薪酬范围最低水平线的150位CEO中，13%的人在过去一年里进行了并购，平均回报率为负0.51%。在薪酬最高的CEO中，19%的人进行了并购，随后三年的回报率为负1.38%。“CEO薪酬偏高的公司在回报率方面比CEO薪酬偏低的公司几乎低了两倍。”库珀说，“这种无效支出损害了股东价值。”

调查还发现，CEO任期越长，公司的表现就越糟。库珀说，这是因为那些CEO能够在董事会里任用更多亲信，而这些董事可能会附和他们的糟糕决定。“高度自负、任期又长的高薪CEO会带来极大的不良影响。”他说。在三年时间里，他们对股东价值的贡献比同行少22%。

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高薪CEO在股票期权套现方面表现糟糕。在薪酬偏低CEO中，33%的人在本来可以套现获利的时候继续持有期权，调查报告将这称为“未行使的价内期权”。而薪酬偏高的CEO中，88%的人在本来可以套现获利的时候继续持有期权，比例是前者的两倍多。

近日，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严伟发表文章指出：延期退休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除了引发亿万劳动者的反感和抵触，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以下为文章观点摘录：

很简单的道理，不论你是多大岁数退休，全国60岁以上老人的总数没有变，增长速度没有变，所谓的“抚养比”也没有变。更重要的是，全社会的财富增长没有变，财政收入的增长趋势没有变。所有这些都没有变。一句话，与抚养60岁老人有关的决定性、实质性因素都没有变。在这种情况下，让劳动者多干几年、晚退休几年，有什么意义呢？

表面上看，晚退休可以多缴几年养老保障收费，可是他们也要多领几年在职的全额工资和相应的福利待遇。社会总体成本并不低。袜子换手套，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不要总是把主意打在延期退休、多收养老缴费上面。你多收劳动者几年的养老缴费，实际上就是劳动者的收入降低一块，消费少一块，60岁之前的生活水平相对低一些，国家的税收相应也少一块。相反，你少收劳动者几年的养老缴费，实际上就是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一块，消费多一些，60岁之前的生活水平高一些，国家的税收相应也多一块。实质是一个劳动者自身创造的财富在近期和远期如何分配的问题。究竟如何分配合适，应该尊重劳动者本人的意愿。

明智聪明的做法是，鼓励适当提前退休，提前退休期间领取50%或者60%的退休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领取全额退休金；凡是有提前退休的家庭，如有适龄就业子女而没有就业，政府优先安排工作，特别是大学生子女更要优先安排。

至少，我们应当把是否提前退休交给劳动者自愿选择，给劳动者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不要那样蛮横，那样僵硬。

近日，不少球迷都在熬夜看世界杯，既过了看球赛瘾又不影响工作。然而，看完球赛过后怎么办?为了看更多球赛，有的球迷准备在网上买一张病假条“大病”一场，向单位请长假。于是，有人便看中了其中的“商机”，在网上推出代办病假条业务，据说生意还不错。不过记者暗访发现，花上百元买来的病假条其实是“假冒产品”。律师提醒，购买病假条骗取休假等同于旷工，球迷不要花冤枉钱买“假条子”，否则，不仅请不到假，还会被公司处罚，甚至涉嫌违法。

律师说法

买病假条骗休假等同于旷工

近日，针对此类情况，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在官方微博上提醒网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网购病假条，无论真假都涉嫌违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可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健律师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如果劳动者采取欺诈手段，购买病情证明骗取休假，其实质已属旷工，用人单位若经查实，有权依法按照规章制度进行处理。他提醒球迷，不要购买病假条欺骗单位。

病假条不具有商品属性，不能作为商品进行买卖。李健认为，不法黑中介若出售虚假诊断证明，金额巨大者将涉嫌经济诈骗犯罪;如果医院违反职业操守和行业规范，出具虚假诊断证明，则应受到行政处分。

球迷建议

休年假或“倒时差”看球赛

“可以考虑通过休年假的方式顺顺当当看球。”资深球迷老钟说，上届南非世界杯，他就休了10天的年假，加上周末共有半个月，把后面关键的几场比赛，如半决赛和决赛全看了。

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规定，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职工有享受带薪年休假的权利。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且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老钟说，球迷朋友，特别是工作年限较长的职工，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向单位请年休假看球赛。

如果公司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假，球迷可以采用“倒时差”的方式，尽量做到工作、看球两不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球迷建议，在整个世界杯期间，尽量只关注和观看几场自己喜欢的球赛和关键的球赛，其他的可以看重播。在准备熬夜看球的前一天，中午睡上1个多小时，并且注意饮食规律，让自己能够在当晚提前睡着，睡到球赛快开始时，再起床看球，第二天中午再补一次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注意身体，身体才是看球和工作的本钱。”

据美国媒体报道，16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拥有一副姣好的容貌可能让人从高中起就因相貌受益，并且受用一生。貌美女性比相貌平平女性的工资高出8%，长相丑陋的男性在在工资上的劣势更是高达13%。

当代家庭研究会在一份名为《在高中，美貌有利也有弊（但大部分时候有利）》的报告中称，自高中起，相貌姣好的人在智力、潜力和成功方面获得的评价都比一般人高，并且这经常早就是自我成功的典范。

报告作者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戈登、和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克罗斯诺两位社会学家还称，貌美的女性比相貌平平的女性的工资高出8%，而貌不如人的女性的工资则要比普通水平低4%。相反，相貌出众的男性在工资上的优势仅为4%，并且长得寒碜的男性在在工资上的劣势高达13%。

两位作者争辩说，“以貌取人”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可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家庭背景不如意带来的不平等相提并论。报告称，在高中，被认为长得好看的学生通常成绩也比一般学生好，并且获得高等学历的机率也高出同龄人，为今后成人期获得良好的经济地位打下基础。事实上，美貌的学生和相貌普通的学生的平均成绩点（GPA）和大学毕业率之间的差距，与在完整家庭长大和由单亲抚养长大的学生的GPA和毕业率之差相类似。

研究还显示，被视为貌美不仅使一个人在学生生涯中占据各种优势，并且在人的一生中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报告称，就连人们在打电话时，都会感觉他们认为貌美之人的声音比相貌普通或不具有吸引力的人要动听。

不过作者们承认，因具有个人魅力而广受欢迎有时也会带来负面效应。比如，他们写道，被视为身材好者谈恋爱、与人发生关系或酗酒的机率都要比普通人高。而这些因素都会导致高中生的学业直线下降，并影响今后在大学里的表现。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社保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隐藏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人们发现，尽管养老金的绝对金额连年上涨，但退休后的相对收入水平却在下降，养老金工资的替代率连年下滑。对个中原因，业界有诸多分析，而投资体制的缺位更是备受质疑。

对养老金投资运营的改革谋划已久，但历经多次波折始终没能正式推出。业内人士担心，不投资运营、保值增值，任由养老金贬值，更是对老百姓不负责。

财政不可持续风险大

养老金投资体制缺位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进行了测算，他指出，从推出社会保险制度至今的20来年，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即以CPI的涨幅为参考进行计算），潜在损失金额超过了1000亿元，而按照更高的标准测算（即以社会平均工资的涨幅为参照计算），损失金额超过了1万亿元。他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人们生活消费需求的提高，如果养老金投资运营继续缺位，将对社保制度带来极大的财务不可持续风险。

对养老金投资运营的改革谋划已久，但历经多次波折始终没能正式推出。对部分人士担心养老金投资运营风险的观点，郑秉文表示：“不投资运营、保值增值，任由养老金贬值，更是对老百姓不负责。”

在养老金投资运营政策尚未正式明确之前，部分地方的市场化运营试点工作已经开始。2012年，广东省政府将1000亿元养老金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据媒体报道，2年来，这笔养老金累计投资收益接近百亿元，投资收益率超出双方协议约定的收益率水平。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养老金投资运营办法迟迟不能出台，可能会有更多的地方效仿广东做法。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今年年初曾指出，目前养老金的收益情况确实不理想，因为受到投资渠道的限制。因此，养老金的投资运营办法出台尚无时间表。

据了解，去年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结余近2.8万亿元，加上新农保、城镇居民保险的资金结余3000亿元，养老保险的资金结余达3.1万亿元。

委托专业机构投资或是出路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贺力平看来，这么多年我国养老金体制变化不大，金融市场上十分缺乏专业的、多层次的养老金投资机构。“现在这种现收现付体制，在中国是不可持续的，投资收益型的养老金体制才是解决的出路。”他表示，养老金体制改革必须和投资收益挂钩。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规划研究部主任熊军则强调，人口老龄化逼着养老制度向多支柱制度转变，而基金的投资管理是养老改革十分关键的环节。

“我们的养老制度总体上偏向于积累，福利水平主要取决于积累规模，投资收益是积累型养老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熊军表示，积累规模对长期的投资回报率非常敏感，例如，3.5%和5.5%的投资收益率大约会造成1.7倍的养老金积累规模差距。因此，他表示，如果大规模的长期养老金没有一个明确的管理目标，是非常有害的，“必须通过一个明确的、长期的战略资产配置来建立起投资渠道。”

他同时指出，当前，在养老金管理过程中管理部门和受托人职责不清，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也非常不利，必须明确划清责任，落实主体。

“如果今后工资的增长率在4%-5%，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要高于这一水平达到6%的话，难度很大，因此必须提高管理能力。”熊军表示，“养老金进行多样投资，会涉及到很多资金类别和很多产品，任何一个投资管理机构的优势都不可能覆盖所有领域。”他表示，从受益人的权益考虑，投资管理应该让各类机构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组合，通过委托投资的方式取得更好的回报。

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除了关心养老金是否能保值增资外，对投资收益的归属问题、万一投资亏损如何解决等问题也都还需要答案，这也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日前，马云在马云扎堆专栏发表了自己对工作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工作其实就是在谈恋爱，有快乐幸福也有沮丧痛恨，把工作当谈恋爱，心态会好很多。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以下为原文：

很多人总是纠结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分配。我也纠结过很久。很多年前，公司组织了一次内部论坛，讨论员工的工作生活的时间管理，我被邀请去发言分享自己的经验。那次可能是我讲得最糟糕的一次，因为我讲的很不言不由衷，我随后向同事们道歉，因为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合理安排好过。

我们总觉得别人能把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安排的比自己好，其实不然。我见过不少事业成功人士，发现真正能把工作和时间安排得好的人不多。

工作其实就是在谈恋爱。有快乐，有幸福，有激情的时候，也有沮丧，痛恨，讨厌的时刻。有想坚持，也想放弃，更多是有对做下去值得不值得的犹疑不决……顺利的时候，快乐万分对未来充满期待，挫折困难的时刻又狠不得立刻辞职放弃。把工作当谈恋爱，你的心态会好很多，对工作和对自己也会客观理性很多。

生活和工作真如同冤家，越为对方考虑，麻烦越大。年轻的时候，工作和恋爱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因此你根本无法分开。人生是无数的选择，年轻的时候，大部分人只有把工作当生活，才有机会年纪大的时候，把生活当工作。

真正能做到的人真不多，反正我是没有做到。当我发现工作和生活根本是没法离婚的时候，我就选择干脆混在一起算了，这是个相对容易的选择。

深陷中国腐败丑闻的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正面临来自底层员工的抗议。这些员工称，该集团拒绝报销他们奉上司之命支付的贿赂。

葛兰素史克中国子公司被指控资深员工策划“大规模、系统性的贿赂行为”。本周该公司接到通知，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Serious Fraud Office， 简称SFO）已展开刑事调查。

如今，部分中国销售员工抱怨称，葛兰素史克拒绝发放他们的奖金、威胁要开除他们或拒绝报销他们的贿赂支出——他们表示，这些贿赂是得到上司批准的，目的是提振药品销量。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销售人员称，在某些情况下，管理人员曾指示他们购买虚假收据，用来掩饰他们以现金或礼品形式向医生或医院支付的贿赂。

这些销售人员表示，在某些情况下，管理人员为掩饰自己的介入，曾使用个人电子邮件地址指示员工支付贿金，并曾命令初级员工用个人费用账户申请报销——即便相关贿金实际上是由管理人员支付的。

3月下旬，心怀不满的员工派25名代表前往葛兰素史克的上海总部，打出了写有“还我血汗钱”字样的横幅。

对许多受到影响的员工来说，该公司所欠的款项总计达数万元人民币。多数索款诉求涵盖去年7月中国官方宣布调查葛兰素史克之前的几个月。

这些人在写给管理层的信中表示：“所有费用都得到公司的批准。”一位前销售员表示：“这些费用是用我们自己的钱垫上的，尽管收据不合规，但是指示我们购买假收据的是我们的经理。”

根据一位前销售员的说法，部分员工被警告不得把他们的上司扯进来。

葛兰素史克表示：“我们对于不道德或非法的行为实行零容忍，任何采取此类行为的人都不得留在本公司。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员工都坚决贯彻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欢迎有顾虑的员工大声说出自己的顾虑。”

该公司4月份曾承认，在对费用报销申请进行审核后，7000名中国雇员中有“极少数人”被开除。

“我对住宅市场不看好。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就是泰坦尼克号，马上就要撞到前面的冰山。撞到之后，不但是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更大的是金融行业的风险。”5月23日，在清华经管学院中国企业家论坛上，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联合创始人潘石屹如是表示。

作为地产大亨，潘石屹难以回避关于房价的提问。“我对于中国的房价不看好。尽管最近，房地产开发商、学者，用各种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尤其是任志强为代表。我认为是瞎掰。做市场的人，不要太相信这些。”他说。

那该怎么办?带着头脑，去市场上看一看。这才是最真实的。潘石屹说，市场比理论更加复杂。我宁可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自己所想到的，实际上我更多相信统计的数据。当然，这些数据绝对不是来自国家统计局。

之所以看跌房价，潘石屹分析到，原因有三。一是，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出台后，会增加市场上的供应量。房价就会下跌。“要搞不动产登记，傻瓜都知道，变成人民币会比较隐蔽一些。宁肯换成英镑、美元、也不能换成房子。”

二是，房产税政策的推出。潘石屹说，现在北京，就我所知，拥有房子20套以上的人是有的。拥有100套房子的人也是有的。而且这些房子都没有租出去。“如果出台房产税政策，就导致持有成本增加。就会促使这些人，将手中的房子变成市场的供应量。供应量大的话，房价就会下跌。”

三是，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潘石屹举例到，北京CBD是4平方公里，但是北京的农村建设用地有1006平方公里，相当于250多个CBD。所以土地的供应量是非常大的。

除此以外，潘石屹也直言，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最薄弱的环节还不是银行贷款。承担金融风险最大的是金融产品。

“信托、第三方理财、委托存款，利率都很高，质量都很差，而且开发商愿意用这样高的利率去贷款。实际上，(他们的)资金链也是很紧的。当房价下跌20-30%，这些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了。”潘石屹说。

与之相应的是，今年年初，SOHO中国出售上海两处房产。回笼资金52.3亿元。再加上此前李嘉诚“套现撤资”的传言，这引起市场紧张。

潘石屹坦言，这引起政府官员不满。就只有不断去道歉，说这都是外面的谣传。我们看好中国，看好中国的未来，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过，就最后一句话没有说，不看好中国的房地产。

美国科技博客quartz网站5月21日文章，原题：担心中国房市崩溃的另一个原因：中国14%的城镇就业岗位来自房地产业

如今，中国至少在一方面看起来仍形势大好：就业，工资不停上涨，并拥有令其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工作岗位。但这种局面或将迅速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称，不动产投资至少为中国创造了14%的城市工作岗位。但随着房价下跌拖累投资，数千万甚或数亿劳动力或将失业。

房地产繁荣的美妙之处是需要大量人员建房。楼市拉动就业曾令中国受益匪浅。2008年金融危机使许多人面临下岗风险后，中国政府敦促银行向房产开发商和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此举确已奏效，到2011年建筑业为农民工创造出半数以上的新岗位。这就是即便中国GDP增速已降至7.5%，却到处充满就业机会的部分原因。但此类岗位的咒语是“来得容易去得快”。随着许多中国城市的商品房销量逐渐下滑，这或将很快成为现实。

IMF将14%的（中国）“城镇就业总量”归功于不动产投资，相当于9000万个工作岗位。该组织估测房产投资正拉动中国12.5%的GDP，但日本野村证券和法国兴业银行的经济学家分别认为是16%和20%。倘若后两者更贴近事实，那意味着还有数千万中国人工作难保。除了数量庞大，还有一种担忧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将是技能最差、教育程度最低的2.69亿农民工。

建筑岗位并非仅限于建造公寓，还担负着基础设施重任。地方官员依赖出售土地为促进就业和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房屋需求降低若持续下去，基础设施资金亦将枯竭。

事态会如何发展？在美国房市处于鼎盛时期的2005年，住房建筑直接提供了5.1%的就业，但到2008年缩减了1/3多。不幸的是，美国的经历或是中国面临的最佳情况。这不仅因为中国就业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至少是美国的3倍以上，还因为北京早已用尽或将避免美式房市崩溃的各种刺激措施。此外，中国也比美国更大。明显的，就沮丧的失业人口而言，3000万远比300万更可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党委书记皮德海日前在“中国社会化养老爱晚工程2014版纳论坛”上表示，对于养老金双轨制改革，社会反应很强烈，今年要拿出方案，继续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

据皮德海介绍，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8.19亿人，覆盖率为79.7%，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计划是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最大的养老保险计划。

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情况有没有缺口？皮德海表示，“无论从总收入和总支出算账，还是从增缴收入算账，都是没有缺口的。”他透露，2013年职工养老保险数据显示，职工养老保险总的收入将近2.25万亿元，支出1.84万亿元，当期结余是4000多亿元。

皮德海坦言，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目前我国还有两亿多人游离于养老保险制度之外，离人群全覆盖还有很大距离。2013年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交不起费而中断的有36043人，去年中断人数为近年来最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还不高，难以在省与省之间调剂。如果按省来计算，2013年有19个省的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收支缺口合计达到1702亿元，全国算账没有缺口，分省算账有缺口”。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皮德海表示，要实行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解决双轨制问题，今年将要拿出方案。要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实现应保尽保，尽快把没有纳进来的两亿多人纳进来，使我国的养老保险能够更公平、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据报道，全球最大的笔记本代工企业台湾广达日前表示，由于中国大陆人力成本的不断上涨，广达正在积极评估将生产线迁回台湾。

广达副董事张梁次震13日表示，大陆的劳工成本最快1年内就会追上台湾，广达正在积极评估回台生产，只等劳动力供给等配套条件成熟。梁次震表示，大陆员工的基本工资正在逐年提高，大城市每年涨幅超过15%，是全球工资增长最快的地区，如果算上五险一金、员工食宿等成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大陆工人的薪资就会超过台湾。

梁次震还表示，如果将生产线搬回台湾，找到足够的工人是一个问题。台湾民众的教育程度较高，即使高薪也不一定能够请到工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台湾民众的观点也需要改变，未来对“工厂”的印象必须改头换面，为此，广达将积极引入自动化生产线。

管理咨询公司Strategy&(前Booz & Company)的最新研究显示，全球2,500家大型上市公司中有332家新聘请了CEO，其中只有10位是女性。虽然全球范围内有大批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进入了职场，但获得最高层管理职位的女性数量近年来没怎么变化。Strategy&公司的统计显示，过去十年，只有84位女性获得了全球大型公司的最高管理职位，而男性数量则为2,942位。

Strategy&对企业高管性别失衡现象的初步调查结论或许不怎么让人鼓舞(甚至令人意外)，但它对未来的预测却略为乐观一些。根据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趋势、职业女性比例以及社会观念的变迁，研究人员预计，到2040年，女性在新上任CEO中的比例将达到1/3。

我们怎么才能在25年内从3%增加到33%?假设CEO的年龄中值53岁相对保持不变，今天进入职场的女性等到Strategy&预测的2040年将达到入职CEO的年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年以来，全球进入大学学习的女性人数增速近乎是男性人数增速的两倍。美国2012年约40%的MBA学位攻读者是女性。今天，女性已占到全球就业人口的约40%。

Strategy&高级合伙人、这项最新研究报告的作者肯•法沃若将我们看到的女性就业比例上升与女性高管比例停滞之间的脱节现象称为“数字游戏”。他解释称，今天进入职场的女性需要时间才能获得足够的经验问鼎公司里的领导职位。

造成滞后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更为微妙。

“很多公司至少创立于50年前，当时没有工作女性，经营的公司数量也要少得多，”法沃若表示。“职场文化的变迁需要很长时间……这是文化滞后，但这种滞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减弱。

法沃若解释称，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司文化进化最快，过去十年它们的女性CEO比例最高。虽然这个数字只有3%左右，但日本的总比例更低。过去十年，日本获得最高管理职位的女性比例还不到1%。

法沃若和他的同事们有信心未来更多女性将成为CEO，但Strategy&的其他研究结论所显示的前景较为黯淡。女性CEO被辞退的可能性高于男性;过去十年，38%的女性CEO非主动离职，而男性CEO的这个比例只有27%。女性CEO更多是从外部聘请，法沃若认为，这可能导致与公司的内部关系较为薄弱。另外，法沃若还指出，总体上，聘请外部CEO往往出现在一家公司状况不佳的时候。

可以印证上述结论的一位前女性CEO是雅虎(Yahoo)的卡罗尔•巴茨。巴茨在把欧特克(Autodesk)打造成了一家成功的公司后，2009年获聘成为雅虎的CEO，带领它重现辉煌。尽管降低了成本，但她没能改善收入增长，雅虎的广告收入流向了谷歌(Google)和Facebook。2011年，雅虎董事长打电话解雇了巴茨。

“他们轰走了我。”巴茨在遭到解雇时这样告诉《财富》杂志(Fortune)。

Strategy&的研究发现与巴茨的故事都支持玻璃悬崖理论，即女性提拔担任领导职务往往都是临危授命。这种理论最近受到了关注：通用汽车(GM)CEO玛丽•巴拉正在应对数百万辆汽车召回的后果。正如《财富》杂志的艾伦•斯隆日前指出，今年当巴拉成为通用汽车首位女性CEO时，她成为了某种符号，但现在她不得不应对早在自己上任前就已经存在的种种问题。

法沃若表示，如果巴拉不是女性，或许我们不会在媒体中看到她受到如此这么多的批评。

“我们第一次看到女性CEO的百分比时，我都惊呆了，”法沃若说。“玛丽•巴拉升任CEO时，很多人都惊呆了……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么多的报道，是因为(女性当上CEO)并不常见。它显然不是个传统。”

去年年底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下滑。伴随着量价齐跌，一些城市也开始出台微刺激政策，市场上多种声音不绝于耳。

对此，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房价会一浪一浪调整，最终每平米房价会降到2个月平均工资以下。

谢国忠：2012年是拐点，2013年出现局部反弹，主要是一二线城市，一些三四线城市几乎没什么销售。三四线城市明显供应过大，而老百姓的收入有限。现在一线城市是价格泡沫，三四线城市是量的泡沫。

中国通过调控和改变预期创造了一些需求，但长期不可能改变房地产供求关系。

我觉得房价会一浪一浪调整，因为会有政府调控改变百姓预期的情况发生，但是最终调整多少，还是要看政府调控的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博弈，所以要做出价格判断并不容易。我认为最终每平方米房价会降到2个月平均工资以下。

美国财经杂志《赫伯特金融摘要》(Hulbert Financial Digest)的创始人马克赫伯特(Mark Hulbert)近日在财经媒体《市场观察》(MarketWatch)上发表评论文章称，不要太在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谁，因为企业文化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力比个人更大。

赫伯特的评论文章内容如下：

Target的首席执行官格里格-斯坦哈费尔(Gregg Steinhafel)昨天辞职了，投资者应该在意这一点吗?

投资者们显然是在意的，标普500股指昨日上涨了0.2%，而Target股票却逆市下跌了3.5%。

但我认为，投资者们不应该这么在意Target或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谁。很多学术研究的结果表明，在首席执行官能够对上市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造成多大的影响这个问题上，投资者们常常抱着不现实或过高的预期。

例如，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将首席执行官看作是骑着白马来拯救公司于危难之中的白马骑士。自从去年12月公司的大量信用卡数据外泄后，投资者就不再对斯坦哈费尔抱着那样的想法了。例如，当公司在今年1月宣布那次数据外泄事故的规模比原先想象得更大时，他简直被骂得体无完肤。

但是如果公司在去年12月选择完全不公开数据外泄事故，他仍然要为此承担责任和指责。

我并不是想为斯坦哈费尔辩护，而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过分关注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不对的。

实际上，据哈佛商学院的领导力发展教授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称，一家公司内部的文化可以对公司的成功造成的长期影响比首席执行官更大一些。他说：“大规模统计研究的结果表明，公司首席执行官与公司业绩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

当然，企业文化是很难量化的。但据一项研究表明，认真考量企业文化是股东的责任，这可以通过公司内部是否存在能够让股东对公司施加影响和变化的管理结构来考量。那项研究是由耶鲁大学的安德鲁梅崔克(Andrew Metrick)、哈佛大学的保罗冈帕斯(Paul Gompers)和斯坦福大学的乔伊石井(Joy Ishii)合作进行的，他们发现对股东更负责的公司的股票每年的涨幅比不负责任的公司的股票的涨幅平均高出8.5%。

因此，认可这项研究结果的投资者应该更关注Target的企业文化和公司治理，而不是斯坦哈费尔的辞职或公司选择的接班人是谁。

分析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库拉纳所说，新闻媒体引导公众将注意力放在了领导者的个人特质上，而忽视了对事件本身的认真解读。

日本《外交学者》5月5日文章，原题：中国提升价值链是个错误?

为提升在经济阶梯中的位置，以便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中国正试图调整经济结构。这符合经济学理论和一种普遍观点：随着经济现代化，须从第一产业依次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但对中国而言，提升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是否会是个错误?

其实，美日的现实恰恰与上述观点相反。这两国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在各自GDP中的比重都约为70%和20%。但随着经济增长源逐渐减少和经济不公蔓延，如今美日都在哀叹曾将制造业岗位拱手让给中国等。

随着经济价值链提升，不需技能的劳动密集型岗位将丧失。对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而言这是个痛苦过程，已令某些群体失业并极有可能已削弱总体经济。这种现实与所谓结构变化提振经济的说法背道而驰。有鉴于此，有关第一人口大国应放弃劳动密集型岗位的说法，尤为令人担忧。

中国需要提高科技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但不应以低技能制造业为代价。对出口业减少关注的政策及工资上涨，已导致该国低技能制造业规模日渐萎缩。但仍有相当比例的工人为维持生计而需要低技能岗位。某些人会说，在人口变化作用下，中国从2004年起就开始缺乏从事此类岗位的年轻工人。但现实状况是，40岁以上的中国工人正遭受严重就业歧视，还常因此面临工资缩水等问题。对在城市化过程中刚脱离农业进城的人来说，低技能制造业岗位也是良好的就业来源。

保留某些低技能制造业岗位，有助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平衡和第一人口大国的就业。希望在追逐经济理想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强力表现不会成为遥远的记忆。否则，该国未来领导人或许要以更高代价竭力引进低技能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