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驰图厂长吴克翰算了一笔薪酬账，目前在东莞的工厂约有普工3000多名，按不同岗位计算普工薪酬幅度为3000至5000元，部分计件算酬的工人可能更高。厂内亦有近400名技工和工程师，薪酬从4000至上万不等。全厂算下来，一个月单是人工支出就需要几百万，占每月总支出近4成。

“东莞港企的员工工资几乎每年均以近2成速度增长，相比起5年前，员工的平均工资起码涨了7成乃至1倍。”吴克翰指出，除薪酬外企业还要给员工提供多项福利，如厂内设有各类运动场所、节庆举办晚会、提供员工近程户外郊游活动等。虽然单笔支出微薄，但积少成多也需几十万，对企业亦是不小的开支。

东莞外商企业投资协会常务副会长黄日荣苦笑称，7、8年前很多厂经营状况较好，那时同行交流提得较多的是扩张计划，但近年受薪酬猛增等因素影响，频繁有企业倒闭，大家聚在一起都是愁眉苦脸，关键字亦从“发展”变成如何“捱日子”。黄日荣认为，广东目前投资优势渐弱，若再通过立法等行政手段令工资集体协商强制性执行，部分企业投资时或将考虑对经营管理的影响而转向其他省份。

“哪间企业工资福利好，工人自然亦会抢崩头应聘。”黄日荣认为，工资增长受到市场规律影响，因此也应交由市场调节，而非由政府一刀切，用立法来强制性实施。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三亚市市长王勇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黄金周景区人满为患与目前的休假制度有关。“休假制度要调整，我的建议是，以月为单位，每周休一天，攒到月底一起休4天。”这样一来，每月都能享受到“小长假”。

这一建议受欢迎吗?中青舆情监测室抽样分析了2000条18～45周岁青年网民发表的相关评论。统计结果显示，82.3%的青年网民并不赞同，更倾向于保住现有的双休日。

在新浪微博发起的投票中，1226名网民认为王勇代表的提议是“好建议，支持!”。7056名网民则投给了：“我的要求并不高，能够把双休彻底执行就不错了!”

还在上学的网民“思婧是个大吃货”说：“本来我们周一到周五就不能出去，双休日只有一天怎么够?攒到月底四天，家远的又不能回家。天天呆寝室也太闷了!所以我不赞同。”

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显示，54.3%的网民并非完全否定“小长假”提议，而是怀疑可能在实践中被“注水”。网民“孙彤”反问：“这能在全国执行吗?比如我们单位，就连黄金周都没有。恐怕改了休息日，就剩每周一天休息，没有月末的事了。”

“我认为就业岗位并不缺，缺的是适合岗位的人……”3月7日，在江苏省代表团分组讨论的现场，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阳光集团董事长陈丽芬一席话引爆了会场。随后，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崔向群“发难”：“现在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生、大专生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会场内两位大学校长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缪协兴和江南大学副校长金征宇则表示，大学生整体素质还是提高了的。

崔向群：我们单位也是用人单位。总的感觉，毕业生质量在下滑。比如来的一些研究生，你会感觉到他的动手能力和理论基础不是很令人满意。

我觉得这是盲目扩招的结果。盲目扩招之后人家都不相信大专生和本科生，只相信研究生。而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生、大专生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陈丽芬：首先综合能力差，按道理大学毕业出来生活自理和跟人相处的能力应该是具备的。但现在毕业生与他人相处矛盾比较多。具体工作中，动手能力差。还有人承受压力的能力差，不愿意接受高工作压力。

金征宇：优秀的人才总归就是那么一个比例，我认为很难说现在的就差了。

我是“文革”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时全国就招20万，今年大学毕业生有727万，727万和20万之间肯定是有差异的。现在的研究生每年大概有几十万，所以现在的研究生和那时候的本科生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我并不赞同说现在的研究生相当于一个中专生，不能简单地这样类比。我觉得现在毕业生知识结构肯定比我们那时候要好。

缪协兴：大学生总体素质，还是在提高的，一代一代都在提高。我们对人的素质应该从更综合的角度来评价。

现在大学毕业生可能洗碗、洗衣服、独立应对生活的能力差点，吃苦耐劳精神可能比较少，但是他的计算机信息这些能力可以说肯定要强，再加上他综合性的能力比过去也更全面。他艺术、文化方面的能力肯定不会太差，钢琴、小提琴、古典音乐他都会来点。这也是不错的能力。

9日上午，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对于大家都关注的延迟退休方案何时出台的问题作出了回应，他表示，延迟退休方案肯定会在2020年之前出台，但是，对于对于延迟退休政策是否如所传的“延五用十”方案以及是否开展试点等问题，尹蔚民并没有作出回应。

尹蔚民表示，延迟退休将是制定渐进性退休年龄的办法，这个时间表是十八届三种全会中提到的2020年前改革的一大任务，人社部门肯定会在这个期间把这个方案推出。但是尹蔚民同时表示到，这项政策是比较复杂的社会政策，涉及到人口的结构、劳动力的供给，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秩序健康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决定公布以后，社会各界包括不同群体还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认识，所以我们在制定这个政策当中，会认真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进行充分的论证。”尹蔚民说道，他表示，这个政策核心就是小步分解渐进性的推进。

此外，在谈到养老金并轨的问题，尹蔚民表示，国务院已经发布了关于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养老制度，之后人社部和财政部又下发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的办法，他认为，城乡居民统一社会养老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对于统筹推进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第一是制度名称的统一，第二是政策标准的统一，第三个是经办服务的统一，第四是信息化的统一，这项制度建立后，就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形成两大制度平台，基本上可以构成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体系。“同时，我们建立了转换接续的办法，这样使得两大制度平台的人员可以相互流动和转移，这对于促进人员流动以及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趋势，有很重要的作用。”尹蔚民说道。

京华时报周四援引北京市副市长李士祥的话报道称，北京市区的房价肯定要下降，原因在于供应量加大。

报道称，李士祥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市区的房价肯定要下降，一是我们的供应量加大了，特别是保障性住房。二是我们的房地产结构发生变化，房价肯定要下来。”李士祥未进一步阐述。

近年来，由于供应短缺和需求强劲，北京房价一直在迅速攀升。北京市政府已经采取调控措施抑制高房价。去年10月，北京市表示将推出一种新型的自住型商品房，作为解决社会对高房价不满的措施之一。

北京住建委当时称，到今年年底计划向市场投放70，000套自住型商品房。

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China Real Estate Index System）对100个城市所做的调查，2月份北京平均房价较上年同期增长29.6%，而2月份全国新建住宅均价同比上涨10.8%。

4000元月工资，企业和个人合计要缴纳社保五险1680元，占到了工资的42%。当前中国如此高的社保费率，不仅成为了民众关心的热点，也成为两会代表们的关注话题。5日，全国人大代表、江南控股老总黄作兴就建议，将企业和个人社保费率从42%降低至20%。

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等。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和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快，国民社会保障成为国家当前乃至长期的社会压力。

两会召开前夕，有媒体在作两会热点调查中，“社会保障”高居网民投票和意见留言数的首位。

黄作兴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保障依旧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矛盾。

“我国企业个人社保五险负担过重，企业及职工有的高达48%，普遍为42%左右。”黄作兴举例，按4000元/月工资基数计算，单位交保险金31%为1240元，个人交保险金11%为440元，如此下来，职工实际到手工资只有3560元，企业要支付5240元，企业和个人合计交保险1680元，占工资42%，企业和个人负担过重。

此前，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刘燕斌就表示，世界177个国家费率在40%以下的约占93%，中国的费率超过40%，相对偏高。

黄作兴也建议，国家应当将现有的企业和个人社保费率从42%降低至20%较为合适。

另据黄作兴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社保五项保险资金结余总量已超3万亿元人民币，金融机构对此巨额资金结余垂涎三尺，各级政府融资平台也视其为廉价的资金来源。

同样为企业家的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也关注着庞大的社保基金。他说，各级审计机关对社保基金征收、使用和管理中的问题查处还未完全到位，财政部门之间缺乏相互制约，社保基金的监管形同虚设。

“社保费只要缴纳上去，无论如何监管，有可能变成官员可以支配的钱，所以在有的官员看来养老金结余多多益善，公众对养老金缺口的担忧愈烈对他们愈有利。”

黄作兴也表示，各级纪委、监察局应该严格社保基金的监管，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严肃查处虚报、冒领、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发挥监管制度的保障作用。

作为一名全国优秀农民工，人大代表周振波关注点始终放在农民工身上。今年，他带到全国两会上的建议，就与农民工养老问题有关。“我想说的是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养老保障方面，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大力支持解决。”

国家规定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是15年，到了退休年龄才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未满15年的，到退休年龄则不能领取养老金。而经过调研，周振波发现，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一般都很难在同一个地方干满15年，甚至还有一些农民工干几年回家以后，就不再继续打工了。这样，返乡农民工自然就难以将社保交满15年，临老也就领不到养老金。所以退保现象依然广泛存在于农民工群体之中。

“退保首先是使缴纳社会保险失去了意义，最重要的是将来的养老问题没有保障。尤其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离开学校就是进城务工，虽说是农村出身，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干过农活，老了回到农村，也不会种地，这样养老问题极大的困扰了这些返乡农民工。”周振波强调说。

将养老金异地转移接续问题落到实处。应该说，这个问题政府相关部门早就有所安排，周振波清楚地记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2009出台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至今还没有完全得到落实。周振波更希望政府相关部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将这项工作尽早落到实处。

“使社会保险交纳时间短的农民工也能领相应的养老金”。 为此，周振波建议，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完善养老保险政策，使交纳养老保险不到15年的农民工，到退休年龄时也能领到相应的养老金。具体可以根据缴纳养老保险年限的长短，划定几个缴纳养老保险的时间段，分别给予领取相应数量的养老金。也就是说养老保险交的年限短，领取养老金的数额会少，但是每个月还是有最低的生活保障。

要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养老金领取的最低标准，并根据各地区消费水平的变化，对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及时进行相应调整，以确保农民工享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针对广大农民工流动性大的实际情况，尽快实施社会保险金缴纳的信息化全国联网，方便他们办理社会保险金的异地转移接续，以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全国各地自然条件、文化习俗差异大，集中统一休假很难发挥优势，建议实行分省分时带薪休假避免‘黄金粥’。”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钱学明说。

“有人建议恢复‘五一’黄金周。但中国人口众多，旅游度假需求旺盛，只要还是集中统一的模式，别说一个‘五一’，就是每个季度都有一个黄金周也不能解决集中出行带来的问题。”钱学明说。

钱学明建议，在保留目前的国庆和春节两个黄金周等法定假日的前提下，各省区市可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明确划定本地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带薪休假时间段，由国家有关部门根据“相邻地区尽量错开”的原则进行统筹安排，从而实现交错出行、分时度假。

“以省统筹安排工作和休假，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休假对正常工作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满足家庭出游的需求，便于带薪休假制度的检查落实。”钱学明说，各地自行划定带薪休假时间段，地方性节日、风俗习惯能够得到考虑，人们休闲度假的差异化需求也能得到满足，同时，“相邻地区尽量错开”可较大程度地解决景区和交通拥堵问题，保留国庆和春节黄金周，能满足人们跨地区联谊交往的需要。

至于执行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钱学明建议，要充分发挥各地积极性，灵活处理。比如只安排基本假期5天，工休假超出5天的由个人和单位自行安排，学校放假造成课时不足的在寒暑假补足。

巴菲特周一在CNBC表示，他也希望最低工资能够翻番到每小时15美元，但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他认为提高最低工资会打击就业市场。

巴菲特表示，“如果将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没有不良影响的话，我当然希望提高，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但他表示不会和奥巴马争辩是否应该将最低工资从当前的每小时7.25美元提高到10.10美元的提案。巴菲特拥有的财富在美国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盖茨。他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提高所得税退税方式来帮助穷人。

巴菲特表示，“我认为提高所得税退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没有负面影响。”对于是否应该提高最低工资的辩论，巴菲特称不相信任何一方的调查。

他表示，“很难量化提高最低工资的优点与缺点，而这些人却拿出了能够支撑他们立场的绝对数字。”

巴菲特是希望政府解决收入不公问题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更应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他一直呼吁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

在1950年代，当巴菲特为彭尼零售商工作时，他也曾拿过每小时75美分的最低工资。

对于美国宏观经济前景，他认为就业市场将继续好转，他不担心美国经济将陷入新的衰退，尽管近期出现美国经济放缓迹象。

巴菲特表示，“就像2009年秋天一样，美国经济增长适度，但很有连贯性。偶尔我们会对经济加速增长而兴奋，偶尔我们会担心经济二次衰退。我只能说，道路不是笔直的，也并不平坦。”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近日在中国内地掀起了一股追韩潮。日前，赴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在飞机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韩剧热潮，已经不仅是韩剧的问题了，这让我们的文化自尊受到伤害，文化自尊的伤害是由于文化自信的缺失。”许钦松表示，弘扬文化，就应该多讲故事，广东讲广东故事，中国讲中国故事，应当呼吁社会尊重原创。

韩剧最擅长的就是讲故事，许钦松委员认为，其实民众很容易被故事吸引，而广东历史上其实是有很多很好的故事，但是没有人写。

没有人写和没有原创人才有关，许钦松表示，好的剧本出不来，和多种因素有关，“过去的电影的字幕，第一打出的是编剧，然后才是导演、演员，现在电影直接打 ‘某某作品’，编剧却跑到跟烟火、灯光、舞美一样的后排位置去了”，许钦松认为，现在大家都愿意当歌星，没有人争着当作词作曲家，大家都愿意当导演演员，没人愿意当编剧，这对中国原创的培养是很大的损伤，要把它扭转过来，社会要尊重原创，原创也应得到应得的利益。

“韩剧讲的韩国故事，引年轻人去追，这就不仅是一个韩剧的问题了，文化自尊受到伤害，文化自尊的伤害是由于文化自信的缺失。没有文化自信，创作出不来。”许钦松呼吁社会尊重原创。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南华早报记者提问：“外界有很多关于周永康的报道，不知道政协有何回应？”政协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原本最后一个问题点到人民政协报，周围一片叹声，发言人说再增加一个提问。一个香港记者要求再给港媒一个机会，获得发言人同意。这名记者来自香港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记者问完问题后，全场震动，发言人也笑了。他说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他和记者一样。但是他可以就此发表点看法。

政协发言人回应说：“如同记者一样，在个别媒体上得到一些信息。我们对高级干部，无论什么人无论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厉惩处，绝不是空话。我只能回答成这样了，你懂的。”

此时会场一片笑声。

“中国这么大，一两个城市出问题，不意味着房地产崩盘。”日前，在江苏无锡参加无锡万达城开工奠基仪式的王健林接受了媒体采访，当被问及房地产是否走入下滑通道时，他表示，中国房地产“崩盘说”不能信，提出崩盘说只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别有用心，一种是“脑子不好、弱智”。

在王健林看来，看空中国房地产、中国房地产崩盘的论调出现了十余年，持此观点的不乏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但由一两个事件触发，马上热炒中国楼市“崩盘说”，不过是一贯思维的再一次发作，并不理性。

近日，杭州楼盘价格跳水的消息不胫而走，随后的2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1月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今年1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5%，涨幅创近15个月新低，二手住宅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为2012年6月以来二手住宅连涨19个月后首度下滑。正是当天，由于利空突袭，地产股遭遇恐慌性暴跌，楼市一时间被看空的情绪笼罩。

在这一轮关于楼市未来的激辩中，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率先提出，中国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投资拉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不会在短期内忽略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根据去年的数据和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在现政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房地产销售、价格、投资三个增幅都会下降，但仍是上升。他认为，银行的个贷会影响居民的可支付能力，但不等于释放了需求。预期也不会逆转。

同样以经济增长模式、信贷政策来分析楼市前景的，还有王健林。关于这一轮房价下跌、交易疲软的原因，王健林表示，在去年美国收紧流动性、国内流动性也受到控制的客观背景下，今年1~2月资金偏紧，某些地方因此出现房价下跌、交易量受挫，但这并不意味着楼市走到拐点。他说，若今年二到三季度货币政策持续收紧，交易量和价格持续下降，那么中国楼市有拐点的可能。

“房地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金融问题，以我这么多年从业经验看，今年信贷不会收得太紧。”王健林进一步预计，经济增速正在下行的背景下，考虑到投资、内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中国今年货币政策将整体稳健，不会太紧，以免经济增速会滑到底线以下，同时也不会太松，将保持“适度略紧”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在他看来将至少持续五年。

尽管局部事件不能作为对整个局面的判断，但关于市场对三四线城市过剩风险的担忧，王健林坦言，局部地区有过剩是可能的，房地产向来就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养老金缺口问题，副部长胡晓义表示，要从现金流是否平衡和对远期预判两个侧面来考虑，仅从当期来看，2013年当期职工养老保险结余为人民币4000多亿元，即当期收支平衡且有结余，没有缺口。目前养老保险累计结余资金为3.1万亿元。

胡晓义还表示，投资运营、保值增值是养老保险顶层设计当中重要的部分，但涉及一些制度与政策，并涉及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的划分，虽然目前有新的积极进展，但无法就养老金投资运营管理问题提供具体的时间表。

不过，胡晓义提到养老金投资现在收益的情况确实不理想，因为受到投资渠道的限制。

新闻发布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新农保、城居保参保人数已达4.98亿人，其中领取待遇人数达1.38亿人，加上职工养老保险，合计覆盖了8.2亿人。

“我国的税负90%甚至更多都压在企业身上，因而不能认为企业抱怨税负重是一个托词，虽然从宏观税负看，我国在世界上并不属于偏高状态。”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在22日举行的第二届卓亚法治论坛上说道。

他表示，根据数据，流转税，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这三者相加大概占到全部税收的65%。车辆购置税属于消费税的一种类型。契税应当被视为带有流转税性质的税。关税是流转性的。由此可以得出，带有流转性质的税收可以达到全部税收的73%至74%。高培勇称，流转税肯定是企业交的，企业所得税也是企业交的，数字相加可以得出企业缴税占全部税收份额会超过90%。“所以谈到企业税负的时候，我得到这样的判断，就是中国的宏观税负和企业税负之间有至少 90%以上的相似度。换言之，宏观税负约等于企业税负。”

专家指出，2013年公共财政收入12.9万亿，当年GDP总值是56.9 万亿，公共财政收入占到GDP的22.7%。全口径财政收入是20.87万亿，和GDP相比，宏观税负水平为36.67%。我国宏观税负在世界上并不属于偏高状态，和某些国家相比，我国甚至更低。但我国个人作为纳税人的场合极其有限，税负基本上都落在企业身上，因此企业税负重，必然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针对这一问题，多位财税专家表示，流转税是由企业缴纳的，但最终还是由消费者负担的。多位专家建议，下一步税制改革要逐步降低间接税即流转税的比重，同时相应增加直接税的比重。这实际上就是企业缴税比重下降和居民个人缴税比重增加。

日前，央视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兼首席新闻评论员钮文新呼吁取缔余额宝。钮文新发布博文称，“我不是危言从听，更非号召谁退出余额宝，而只想告诉人们一个重要的经济事实：余额宝哪里只是冲击银行？它所冲击的是中国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冲击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安全。”

钮文新博文内容如下：

余额宝的出现确实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当老百姓沾沾自喜于手机账户中又多了几块钱利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过，自己所在的企业融资成本正在面临大幅上涨的风险。这事跟你没关系吗？我想，至少你的加薪机会已经被吞噬了，而你的工作机会恐怕也会更加风雨飘摇。

我不是危言从听，更非号召谁退出余额宝，而只想告诉人们一个重要的经济事实：余额宝哪里只是冲击银行？它所冲击的是中国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冲击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安全。因为，当余额宝和其前端的货币基金将2%的收益放入自己兜里，而将4%到6%的收益分给成千上万的余额宝客户的时候，整个中国实体经济、也就是最终的贷款客户将成为这一成本的最终买单人。

所以我们强调，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典型的“金融寄生虫”。它们并未创造价值，而是通过拉高全社会的经济成本并从中渔利。它们通过向公众输送一点点蝇头小利，为自己赢得了巨额利润，同时让全社会为之买单。具体来说，我们假定余额宝4000亿元规模平均收益6%，利润240亿元，余额宝和货币基金大约要吞掉80亿元（4000亿元的2%），其它余额宝客户分享160亿元。

我们都指责商业银行暴利，但银行毕竟是通过经营贷款风险之后才获得的风险收益；但余额宝呐？它们睡着觉就可以从240亿元的收益中分走80亿元，而且风险比打劫还小，这难道不是暴利？我看更像是“暴力”。

我当然反对银行暴利，但消除银行暴利必须是还利给中国实业企业，而不是分配给“金融寄生虫”。日本同样是高储蓄国家，谁听说日本允许余额宝的出现。我想，对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对于任何一个还有些智商的金融监管者而言，都应当旗帜鲜明地抑制余额宝。因为它严重干扰了利率市场，严重干扰银行流动性，严重拉高实业企业融资成本，从而加剧金融和实业之间的恶性循环，严重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现在，银行被迫加入“发宝”行列，但它们一定心存忌惮。因为，它们不像余额宝，余额宝只是寄生虫，而不是钱的经营者，所以它们喝起血来可以无所顾忌；但银行行吗？银行是钱的最终经营者，存款成本上升 1个BP就意味上亿元的利润损失。所以，它们玩得起吗？很多人痛恨银行，恨不得它们全都死去，但我告诉你：银行死了，余额宝也必死无疑；银行风险增加，余额宝同样风险巨大；更重要的是，银行死了，中国经济将崩溃。

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基本属于脑残，居然对余额宝这样的典型“金融寄生虫”无动于衷，把余额宝纳入监管到底是要保护它，还是真要监管它？它们美其名曰：怕干扰金融创新。我请问：中国金融创新有没有标准？应当鼓励怎样的创新？抑制和取缔怎样的创新？我认为，在央行大脑中根本就没有标准。那好，我告诉你，一切可以提高实业效率、降低企业成本的金融创新，才是我们应当鼓励的，才是符合中央关于 “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原则的。除此之外，一切金融自我循环，并暴力吞噬社会财富的暴利行为都应当被列入取缔清单。

请问：按此原则，余额宝是不是该被取缔？我认为，这样的金融行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而言，都该是不被容忍的“邪恶金融”行为。那为什么中国在容忍？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出现余额宝？

毫无疑问，我的主张就是取缔余额宝，还中国以正常的金融秩序。

“我跑企业20多年，经常是制造企业老板驾驶汽车开到厂房里，告诉我，这是亚洲的最大厂房。这种情况，今后可能越来越少。”22日傍晚，在南京当地一场财富论坛上，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一席话，引发在座企业主共鸣。

中国最“牛”的制造企业，在时代洪流中一刻不停地进行着筛淘。过去30多年，中国制造企业搭劳动力、原材料、土地价格、税收优势，“靠山靠水”模式走到了尽头。

“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广州白天鹅酒店刚建的时候，在内地找不到一个配件企业，连浴缸木塞子都要从香港进货；中国人发展汽车工业，德国人来参观了一汽、二汽，回去报告里写：上海使用的设备是希特勒时期的……”据吴晓波描述，中国制造业起步时境遇“寒碜”。

改革开放后，中国生产的纽扣、衬衫、打火机、皮鞋、冰箱、空调、汽车，打上“madeinChina”标签，走向全球市场，赚取跨国企业产业链上的“最后一元钱”。

“在座的，还在坚持做制造业的老板们，该为你们自己鼓掌。”在吴晓波看来，直到2008年，制造企业的好日子到头了：外有金融危机来临之患，内有劳力、管理成本上升之忧，房产等“快钱”领域仍散发着诱惑，坚持至今，殊为不易。

时下流行的“大数据”，被吴晓波称为大浪淘沙的“定海之宝”。“从今往后看，中国新的制造企业模型，一定是专业公司+信息化改造+小制造。”

实际上，大数据已经在商业应用上有所体现：企业用春运数据汇出“迁徙地图”，电视商按观众偏好安排剧情走向，对制造企业是怎样的“为我所用”？

吴晓波认为，未来活得下来的制造企业，未必如今日一般体量庞大，极可能是中小型的专业公司，细分市场，用数据化手段，对企业生产、营销等所有流程进行改造，最终改造与消费者的关系。

他且预测了改造的结果：原来中国一个全球化的工厂只做一个款式，每个款式做100万件；今后每件一个款式只做1万件，但是每件赚100美元。

“一半以上的企业主可能熬不过去，在未来三到五年里，大规模倒闭、减产现象或持续，但熬过去的企业，会变得很强大。”吴晓波说。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未富先老”成为中国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截至2012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1.9亿，占总人口的14%。去年中国老龄委办公室发布消息称，去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就将突破2亿，未来20年平均每年增1000万老年人，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目前全球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只有中国一个。2亿老年人口数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各自的总人口数。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数，也能排世界第四位。

去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从“少年中国”到“银发中国”，中国仅用不到20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变老”之路。

翟振武介绍，中国人口老龄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将贯穿整个21世纪。目前老年人口年均增长800万人，到2050年将达到4.3亿人。

19日广州政协分组讨论中，广州市社科院副院长蔡国萱表示，诸如“屌丝”这样意义不明确的用语在人们生活中泛滥，带来现代生活中的很多不确定，甚至导致社会不稳定。

她说，类似“屌丝”很多概念出现，并不是小问题，这些新用语大量产生，引起人们交流问题，“最终会影响我们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有些文章写出来后，还需要很多人去解释。”蔡国萱分析，新概念语意不清，个人层面上，导致人们说话中某种道德上的堕落。

“人类本性上，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有挑战性，一个人说假话不脸红很难想象干坏事不脸红。思想上谎言产生对人民道德损害是无法弥补的。”蔡国萱表示。在社会更大尺度层面上，语言用词的泛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性。

“语言的交流是传递社会状况信号，我们用语的泛滥和不清晰不是好现象。”她强调，在庄重和对社会有影响的场合，应该避免用语泛滥。

“张维迎说：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我们多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概念清晰问题，言不顺事不成。要注重语言概念清晰，要恢复语言原来面目的清晰。”蔡国萱说。这样公众的思考才会更加简单有力。

“现在都没有3000元（一个月）的保姆了，泥水工也是300元每天起，这还是8小时的价钱，加班另算。”在日前的广州市人大分组讨论会上，市人大代表、市高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彦文发言称，时下蓝领工人收入偏高，远高于白领收入，“去年应届大学生平均收入才3000多元。”陈彦文因此建议，向泰国、缅甸等国家引进劳工以缓解用工荒，保住珠三角制造业优势。

对于陈彦文反映的情况，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也深有所感，他说：“大学生当公务员一个月才两三千块钱。” “还没有五险一金。”一旁的市财政局局长袁锦霞笑着补充。万庆良也笑了，“我过年回老家，镇上的书记干了20几年，工资才两千多，还不如一个泥水工啊……”

就此，陈彦文表示，珠三角的制造业优势一定不能丢，但高成本的劳工的确对制造业的冲击很大。“我看在泰国、缅甸这些东南亚国家，劳工的工资都不高，我们能否考虑引进国外的劳工以降低成本？”陈彦文建议，广州向国家申请国际劳工指标，以缓解用工荒，保住制造业的优势。

近日，广州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举行了最受瞩目的“大会发言”，为了抢得即席发言的机会，许多委员使出浑身解数。

会上，曹志伟委员大胆地调侃公积金弊端，引发现场共鸣，在6分钟的发言中接二连三得到掌声。但他用一句话，博得了现场最热烈的掌声——真正的改革是应该将住房公积金改为住房免税工资或者是补贴，直接每月发给个人，国家和企业发展是硬道理，对员工来说发钱才是硬道理。

曹志伟点评了公积金管理制度存在三个问题。第一，由于住房公积金的门槛高，提取的时点不合理，造成缴存在购房之后才能提取公积金；第二，公积金仅限本人和配偶使用，家庭成员无法互相支持提取公积金；第三点比较绝，他说：“缴费者得了病之后无法用自己的公积金作为救命钱，倘若有幸病死了，恭喜你，可以提取公积金买墓地，而且一次性提取。这些都导致住房公积金违法套取形成了地下产业链。”

曹志伟最擅长的是算账，他以2012年为例，住房公积金的人均提取额只有28880元，平均每户拿到45万元的贷款，而房价已经高达200万元每套，首付就要六七十元，2万多连契税都不过。2012年住房公积金的结余是638.74亿元，按照当时的房价12950元，可以购买4000多万平米，到了现在，缩水了38.43万平米，如果按照75平米一套，不见了5723套房。

曹志伟更进一步地将公积金定义成了一个劫贫济富的工具，他的道理很简单——26.13%的人拿了65.43%的钱，这意味着相对有钱的人占用了穷人的钱，使大多数人的存款成为少数人的福利，拉大贫富差距。

他建议降低住房公积金的提贷门槛，扩大使用人群。率先允许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首期放宽，由现在的80万提高到120万元，而且随着房价的涨幅提升。扩大公积金使用范围，涵盖到住房、医疗等领域。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要允许直系家属人员共同使用。要促进运营机构转型升级，将住房公积金市场化管理，并赋予缴存的收益率，收益不能归国家，应该归缴存人所有。健全住房公积金的公开信息制度。

曹志伟委员最后才道出了发言的关键——以上三点只是改良，真正的改革是应该将住房公积金改为住房免税工资或者是补贴，直接每月发给个人，国家和企业发展是硬道理，对员工来说发钱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