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日前在由腾讯网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信息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企业年金·济安腾讯系列指数”发布会上谈到了如何应对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其认为解决养老金不足的问题非常简单，即采取二元结构。

按照杨燕绥的分析，目前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阶段，在孩子与65岁人口在增加，劳动人口减少的背景下，如何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非常重要，而这光靠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是难以应对的。

“按照老龄化的情况，养老金这个问题的解决很简单，就是二元结构。”杨燕绥指出。

按照杨燕绥的说法，“所谓二元结构就是自己存点、将来老了跟孩子要点。”

其中“将来老了跟孩子要点”指的是通过税费，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这个只能做到全覆盖、保基本、克服老年贫困”，这一点仅能作为最基本的保障。

而“自己存点”则是一个改善性机制，指的是建立一个终生储蓄的账户，且需要实现自储公助，个人要存、企业要交，现在甚至商家积分让利也可以转换为养老金。

而如果应用“二元结构养老金”来应对老龄化社会也面临着挑战。其一是“基础养老金需要一个实名制的个人账户、在全国可以自由转移的系统，这是一个治理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杨燕绥分析。

“养老金自己存一点，就涉及到保值的问题。”杨燕绥继续分析。而养老基金等在其中便起到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已经有70多个国家基本在不同程度完善自己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由此产生了由国家，或者是企业，主要还是个人账户交给机构投资者形成的养老基金。而其间养老金的投资主要采用三分法，其中三分之一用于保值投资，三分之一投入社会基金，三分之一投资股票市场，而如果要实现保值，“就需要最好的受托人”。

“中国的养老金财政要管一部分，受托人管一部分，这就是二元结构的基础。”杨燕绥指出。

“美国的老年人他们有1/3靠政府转移支付，1/3靠自己劳动收入，还有1/3靠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这个结构式最好的。”其认为。

有香港网民20日在报纸刊登广告，反对被称为“港漂”的内地学生占用香港大学资源，指责内地生毕业后留港就业抢饭碗，要求大学减收内地生。这则广告让不少人联想到港媒去年年初刊登过一则反对内地孕妇赴港的“蝗虫广告”，也再次引爆新一轮两地矛盾风波。

据香港《星岛日报》20日报道，来港留学的内地学生近年来不断增加，有香港网民效仿去年年初的“反双非”行动，今年3月在社交网站建立“反对本港大学滥收内地生”专页，向公众筹款刊登广告，反对内地学生来港“抢书读、争工做”，并称内地学生占用香港的大学资源，毕业后留港工作，抢去港人饭碗，要求各大学停止滥收内地生，收紧内地学生留港工作规定，增加本地生资助学位等。该专页经数月筹款后，广告于20日在部分香港报纸刊登。

北京市公安局昨晚向媒体披露薛蛮子嫖娼案的更多细节，显示薛蛮子是在警方日前一次扫黄行动中被偶然抓获的。据警方介绍，薛蛮子是在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此轮行动中抓获的27名嫌犯之一，今年5月中旬以来，他至少与10名以上卖淫女频繁进行卖淫嫖娼、聚众淫乱活动，是这些卖淫女的熟客。这么频繁的嫖娼活动，被警方扫黄撞上大概是早晚的事。

以警方介绍的这些情况，我们认为薛蛮子的确应当“认栽”。他的支持者们也不应继续为他辩护。自由派人士如果出于“志同道合”而为薛蛮子的嫖娼活动“洗地”，这决非明智之举。这救不了薛的名誉，还会拉低社会对自由派道德水准的认识，放大薛蛮子嫖娼对这个圈子的道德代表性。

一个热衷政治的人成为连环嫖娼丑闻的主角，这在哪个国家，社会送给他的主流态度都不会是同情。即使不谴责薛蛮子的道德表现，但也至少不为他做辩护，这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针对此事的应有理性。

我们不认为公众人物的私德都应完美无缺，但薛蛮子如此高密度嫖娼，如今东窗事发，只能由他自己为这一切在法律和舆论中埋单。他在公共事务中的活跃和高知名度与他的嫖娼嗜好有过大反差，他实际上一直在铤而走险。

有人说，薛蛮子嫖娼不是大罪，而且他不是官员，对他的丑闻做大规模报道“不公平”。但必须指出，薛蛮子有1200多万微博粉丝，是互联网上崛起的舆论明星。他的话语权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权力，他反过来受到监督也是舆论场的正常平衡。他嫖娼被抓的确是大新闻，主流媒体对这件事的“高调报道”并没有突破媒体通常的议题设置弹性。

我们在这里再次提醒，各种热衷政治的人要尽可能做到自己屁股底下干净，就像官员们在互联网时代尤其要屁股底下干净一样。这是善意的提醒，因为这是全世界共同的“政治潜规则”。

瑞典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夫妻中有一方每天上班路上耗时超过45分钟，离婚率增加40%。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此前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北上广等八大城市上班族上班路上平均花费时间为41分钟，这两项调查让不少白领自嘲道：“看来我离离婚不远了。”

研究表明，上班路程遥远、道路拥堵、公共交通工具拥挤以及等候时间不可预测等，都会让人心情变差，甚至影响健康，破坏家庭和谐。即便单位离家近，上下班的这段路也显得很无聊。有专家建议，坐公交车或地铁的人，不妨化整为零地学点东西，变废为宝。

日前，联合早报网刊载的社论指出，人在25岁前比较容易对一些事物上瘾，作者建议政府能允许父母有权尽早给孩子申请禁门令，不一定要等到满21岁和上瘾后。或者是，把合法进入赌场的年龄下限设在25岁。

以下为文章部分内容：

曾经草草地读过一本英文书"Addiction by design： Machine Gambling in Las Vegas"（《使你上瘾——拉斯维加斯的赌博机》）， 作者是娜塔莎·道·舒尔（Natasha Dow Schüll）。书中内容诚如其名，很清楚地告诉读者，赌场里的赌博游戏设计，不管是老虎机或赌桌上的各种赌法，其设计的主要功能就是要让玩者很快上瘾。书中详细说明一个人是如何慢慢对一些事物上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可以即刻得到答案和奖赏。作者也从医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何少年和年轻人容易对一些事物上瘾，因为人体中有一种激素，这本来是让人体成长的激素，但是同时会让人容易对一些事物上瘾。这种人体内自有的激素必须在25岁时，才会渐弱。因此自少年起至25岁之前的青年，很容易会被周边事物影响至上瘾。如：电脑游戏、性、赌博等，主要是那些可以即刻让人得到回报的事物。

如果诚如舒尔所写，人在25岁前比较容易对一些事物上瘾，而我们又不能预先帮助孩子申请禁门令，若这些年轻人一满21岁就一时兴起上了赌场，岂不是非常危险？若要等到他们上瘾了才可以为他们申请禁门令，会不会太迟了点？另外，年轻人经常面对许多生活的变化和挑战，不管是事业、感情，都是处于水火边缘，随时冲动出事。若他们面对挫折，心情低落而进赌场发泄，岂不是送羊入虎口？因此我建议政府能允许父母有权尽早给孩子申请禁门令，不一定要等到满21岁和上瘾后。或者是，把合法进入赌场的年龄下限设在25岁？

南京劳务派遣工月薪比正式工平均差1200元。

前不久，南京市对全市91家劳务派遣企业和737家劳务用工单位进行了一次劳务派遣用 工专项调查，涉及劳务派遣工15万多人，最终调查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工和劳务派遣工的平均工资分别为3909元/月和2715元/月，相差近 1200元/月。差距最大的达到8980元，有44家单位差距大于3000元。奖金福利的差异更是巨大。

人社部法规司吕鸿雁处长介绍，根据7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对被派遣劳动者与本单位同类岗位的劳动者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

被调查的737家劳务用工单位，多数劳务派遣用工单位完全可以直接雇佣劳动者，但却更加喜欢使用付薪水少的劳务派遣工。15万多名劳务派遣工中，近半数已在用人单位工作2—5年，约29%的劳务派遣工工作5年及以上。

吕鸿雁强调，修订后的《劳动合同法》明确要求企业要控制劳务派遣工的数量，劳务派遣用工只能作为劳动用工的辅助形式存在。根据新法规，劳务派遣工中，临时性工作岗位存续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

吕鸿雁透露，违反新法，企业将面临相应的处罚。未来，将有成批劳务派遣工被转正；而不少企业也会考虑将部分业务以外包形式完成。

华为创始人兼掌门人任正非曾有一句名言：“猪养得太肥了，连哼哼声都没了。科技企业是靠人才推动的，公司过早上市，就会有一批人变成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他们的工作激情就会衰退，这对华为不是好事，……员工年纪轻轻太有钱了，会变得懒惰，对他们个人的成长也不会有利。”

他还表示：“公司董事会20多年来不仅从未研究过上市问题，而且未来5至10年内，华为既不考虑整体上市，也不考虑分拆上市，更不考虑通过合并、兼并、收购的方式进入资本游戏。”

据说，几年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率领机构投资团队访问华为总部，任正非只派了负责研发的常务副总裁费敏接待。事后，罗奇失望 地说：“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万亿美元的团队。”对此，任正非回应称“他罗奇又不是客户，我为什么要见他？如果是客户的话，最小的我都会见。我是卖设备的， 就要找到买设备的人……”

“在北欧一些国家，人们在一个星期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依据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哪怕经济增速低一点儿，如果每年能增长6%，到2030年，我国就可以实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的制度。”“中国将迎来休闲经济时代。休闲经济时代有几个重要的指标，第一，人们的休闲时间会大幅增加，休闲时间能占到40% 到45%；第二，时间更长远一点，到2030年，我们的GDP大约有50%来自于休闲产业；第三，老百姓的消费支出有50%用于休闲消费；第四，我们的国土有二分之一的面积用于休闲。”

——8月20日，以研究休闲、休闲生活和休闲经济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努力倡导休闲生活，号召人们积极转变观念，去有意识地放慢生活节奏，去尝试生活方式的休闲化。

美国在线广告公司Chitika最新调查发现，使用谷歌搜索引擎者往往生活在家庭年收入超过中位值的州且多为大学毕业，这些州年龄结构较老，就业增速较高。

Chitika对全美网民的在线调查显示，犹他、加利福尼亚和马萨诸塞州居民使用谷歌搜索最多，密西西比、阿肯色和西弗吉尼亚州使用最少。

谷歌发言人对此报道不予置评。

全美50个州的网民在网上搜索时至少一半的时间使用谷歌搜索。数据跟踪商comScore表示，谷歌占美国搜索市场份额的2/3，因此广告公司往往在这一搜索巨头打广告。不过如果广告受众是低收入或年纪较轻者，Chitika的研究表明可考虑其它搜索引擎。

微软必应占美国搜索市场份额的18%，利用必应搜索结果的雅虎占11%。

在移动社交的时代，人们在公交车上、在行人道上低头用手机“社交”，却罔顾了周围活生生的人性世界。这种“亲远疏近”的社交格局，令一些人不解。然而，移动社交或者社交网络也有另外“负能量”的一面——欧美学者一项对Facebook用户的少见的跟踪研究发现，网民使用Facebook越多，他们就越颓废，对自己的生活就越不满意。

这项跟踪研究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的Ethan-Kross和比利时Leuven大学的Philippe-Verduyn两位学者合作完成，研究结果最近对外发表。

实际上，在过去，有关Facebook以及社交网络给人们生活带来负面因素的研究已经有若干，这些研究显示Facebook会增强用户的嫉妒感、人际关系紧张、孤立和抑郁。不过，这些研究都是“横向剖面”性质的，他们只关注了某一个时刻的用户状况。

而上述研究，几乎是针对Facebook对网民影响的唯一的跟踪研究，研究者跟踪了网民的情绪变化。

据报道，为了这项研究，研究方招募了82名Facebook用户作为志愿者，年龄大多为十几岁二十几岁。这些志愿者答应研究方可以在两周时间内，对其 Facebook活动进行监控，另外每天五次向研究人员报告自己的心理状况以及和他人的现实社交联系（比如电话联系，或是会面）。志愿者还需要每天完成一份调查表格。

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某个志愿者使用Facebook的时间越多，他在调查表格中显示的心理状况就越糟糕。研究人员关注了一个指标：即志愿者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研究发现，使用Facebook越多者，和那些不频繁访问Facebook的人相比，对于生活的满意度下降越厉害。

作为对比的是，现实世界的社交来往，反而能够增进人们的乐观情绪。参加试验的志愿者的现实社交越多，那么他们在下一次调查表格中体现出对生活更正面的情绪。

另外，网民的性别并不影响此次研究的结论，其他可以忽略的因素还包括社交网络的好友规模、使用Facebook的动机等等。

两位学者得出结论：Facebook并没有增强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反而是损害了生活质量。

上述研究，没有进一步探索现实社交和网上社交对人们情绪影响的差别。不过，早前由德国两所大学的社会学学者进行的研究发现，Facebook最容易引发的负面情绪是嫉妒。

德国学者调查了584名二十多岁的年轻Facebook用户。调查发现，Facebook用户总是在忙于和好友进行各方面的比较，结果引发了嫉妒情绪。另外，修改美化自己的照片、夸大自己的成绩、从其他地方抄袭一些凡人睿语在Facebook用户中也比较常见，这也加剧了好友的嫉妒。

媒体也指出，这些研究的对象，大部分是年轻人，对于年龄大的用户来说，他们的心态更加成熟，无论是嫉妒感还是颓废感，可能会弱一些。

实际上，中国古话说“人比人、气死人”，相互攀比引发不良情绪，或许社交网络，提供了更频繁的“人比人”的机会。

日前，有社科院专家撰文反对延迟退休年龄。他认为，最基本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无论男女，70%都不可能工作到65岁。一般而言，女的到40 岁，男的到50岁，就会进入就业困难期。二是今后对于中国，压力最大的是就业问题，如果大龄劳动力不退出劳动力市场，青年人就业就会受到影响。

以下为文章内容：

报载：“清华提养老改革方案：2030年退休年龄延至65岁”。在网上找到“清华方案”，细细拜读，其实这个方案中的主体部分，亦即“国民基础养老金+个人 储蓄养老金”所谓“二元制”的设计，我是基本赞同的。当然其中有些细节，还可以再讨论。但是，遗憾的是，其中的第五部分“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再次提 出从2015年开始，先女后男，到2030年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延迟到65岁。于是就有了以上所说的媒体文章的标题，将公众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延迟退休年 龄上。

记得在6月底，媒体传出消息：“由于就业压力等多重原因，人社部已经搁置延迟退休的思路，仅仅从研究着手，进行学术探讨。”这个说法 让公众在“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上松了一口气。但是，一个月以后，媒体上再次出现了“最优退休年龄64.14岁”的说法，来源是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实验 室。几天后，又有媒体登出“推迟5年退休能增加3600亿养老金收入”的长篇报道，据记者说，以上数字又是“根据专家预测”得出的。进入8月，人社部领导 们几次谈到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然后我们就在媒体上见到了“清华方案”。当然，按媒体报道中的说法：“据了解，来自社科院、人大、清华、武大 等院校的多个专家团队参与制定了多套改革备选方案，将提交有关部门讨论。”

从社会政策的理论看，对于政策方案的最终选择，归根结底是一个政 治抉择。因此，十分重要的是，既要考虑经济理性，也要考虑人文关怀。这就是说，保险精算是养老保险方案的基础，但不是唯一的依据。决策还必须考虑“国 情”，亦即在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这个方案是否行得通。如果一个政策动议被大多数人所反对，那就需要反思这个动议的目标和动机是否有问题。

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简言之，最基本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无论男女，70%都不可能工作到65岁。一般而言，女的到40岁，男的到50岁，就会进入就业困难期。二是今后对于中国，压力最大的是就业问题，如果大龄劳动力不退出劳动力市场，青年人就业就会受到影响。

当 然，如果能够保证每个在岗的职工都可以踏踏实实地干到65岁，年老体弱者工作单位都会给予适当的照顾，万一失业也会有失业保险托底；同时，青年人就业不会 因此而受影响，劳动力市场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容纳他们，或者社会上能够有足够的创业机会——延迟退休年龄我们何乐而不为？

否则的话，给一个忠告：免谈延迟退休年龄。因为大龄劳动力会因为就业、收入的不稳定同时还要缴纳养老保险费而心生怨恨，青年劳动力则会因为就业机会缺乏同时体面的工作更难觅 而满腹愤懑。显而易见，这会超出经济社会的范畴，形成政治问题，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乃至动荡，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相貌和收入到底有没有关系？署名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江求川、张克中，在一篇论文中，通过复杂的数学计算给出答案：女性身高每增加1厘米其工资收入会提高1.5%—2.2%。这篇3万多字的论文，日前已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核心期刊《经济学（季刊）》上刊发。

整个研究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中的城镇居民收入和体检数据，以身高、体重这两个重要的外表特征为指标，建立数学公式通过多次计算和推导，从而得出了身高、体重的变化对个人工资收入的具体影响。

期间，对9788位的样本数据多次筛选。最后用于数据推导计算的只有1300样本，其中748位男性和552位女性。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受访者的平均身高分别约为168.8厘米和158.8厘米，平均体重分别为68.8千克和57.8千克。

通过负责的计算和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外表特征存在明显歧视。身材“偏胖”对女性的工资收入和就业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女性身高每增加1厘米，其工资收入会提高1.5%—2.2%。在不同收入水平上，身高和体重对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身材对中等收入阶层女性的收入影响最为明显。身材对男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

2013博鳌房地产论坛日前在海南举行，一向语出惊人的“大炮”任志强一出现便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在这次论坛中，他依旧不改往日作风，连连“放炮”。

在论坛开始之前，任志强就曾经说过：所谓“钱荒”是假的，是银行业制造出来的，在他看来中国根本不存在“钱荒”的问题。

在2013博鳌地产论坛上，任志强仍然坚持自己的论点：“今年房地产商好像没有人喊缺钱，要钱的都是想再扩张，加速扩张的人说需要更多的钱。”他说现在房地产商真正讨论钱的问题是讨论那钱贵和不贵，要拿稍微贵点的钱，可能满大街都是，就是恨不得投行、信托什么都追着你，问你要不要钱。

“好的企业就寻求价格偏低一点的，如果能拿到银行贷款标准利率的话，要比市场融资的钱低得多，所以成本是最主要的。于是就有很多企业到外头去拿，通过境外拿了很多钱。比如说在香港上市这几家公司，龙湖拿了是60到80个亿，建业也有十几亿美元，万科等等都是，凡是有境外渠道都从境外拿，境外才百分之二点几、三点几，高的也才百分之五点几，比银行标准贷款利率还低。”任志强说道，初步算一算，这几家境外上市公司拿到的钱超过600到800亿，这是非常大的数。

在任志强看来，银行贷款今年增加了很多，个人消费贷款，银行增加了将近60%，所以开发商今年保持30%以上的自有资金的增长，是非常高的数，因此不能说开发商现在很缺钱，只不过是在贵和不贵之间大家有些争议，大家愿意拿更便宜的钱，而不是愿意拿更贵的钱。

为什么在房地产上没缺钱?任志强说：“因为投别的钱过去，钢铁不灵了，煤炭不灵了，船舶不灵了，光伏不灵了，那十大产业政策都不灵了。钱拿出来干什么呢?因为钱是有成本的，房地产今年是形势比较好的，所以都往房地产里扔。缺钱的只有是极少数财务不透明，或者是公司状况比较差的企业，真正好的企业，严格说起来，在今年不管从统计数据还是从报表上看，在各个方面来看，都没有说严重缺钱的。”

最后，任志强总结道：“所以钱荒对房地产业是一个伪命题”。并且调侃说：“银行要缺钱，开发商可以借给他们一点”。

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大多数人对这个传统节日的记忆都是流传千年不衰的牛郎织女天河相会传说，今人也据此将七夕节当作中国的情人节。然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13日早发微博称，七夕不是情人节，是真正的女儿节。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13日在微博中称，传统上，除了牛郎织女故事，七夕最重要的是乞巧。他说：“乞巧是女孩子向上天乞求智慧灵巧。所以七夕是真正的女儿节。”

七夕节又名乞巧节，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如此看来，乞巧节确实不是纪念牛郎织女的爱情，而是纪念织女这个人，民间又称“七姐”。

乞巧节实为女子的节日，而织女被视为纺织女神，凡间女子便在七月初七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艺，当然也免不了求赐美满姻缘。因此，传统社会中的七夕节主要是女子们表达美好愿望，乞巧、乞美、乞子、乞夫的重要时刻，并非今人口中言说的“情人节”。

“我希望中国的高温能达到140度，把所有中国人都烧死”，“如果现在我面前有一个中国人，我会拿枪打死他”。日前，丹麦赫尔辛格市议员弗阿特-亚朗的这些狂言乱语在丹麦掀起巨大波澜。面临党内外巨大的辞职压力，他轻描淡写地道歉，并拒绝辞职。

赫尔辛格市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北40多公里，因哈姆雷特宫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8月初，亚朗在其“脸谱”账户上发表攻击中国人的言论，引起媒体关注。他表示，烧死中国人，世界就可以从“中国垃圾”中解放出来，并称“如果现在我面前有一个中国人我会拿枪把他打死”。这个有土耳其血统的政客自称，之所以痛恨中国人是因为看到了YOUTUBE上的一段录像：一群中国村民在“虐待一名（穆斯林）少数民族”儿童。但该录像已经被删除，无处考证。在被问及是否担心这些言论的后果时，亚朗表示，“我不在乎是否被驱逐出党，驱逐出丹麦甚至被杀死。我不在乎政治。我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报道引起丹麦各大报纸的转载和评论，一时批评声如潮。赫尔辛格市保守党议员莱保格向警方举报亚朗的种族主义言论，他说“一个公众人物发表这种激烈的种族主义言论令人震惊，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年纳粹德国的种种行径”。亚朗是丹麦社民党在市议会中的代表，负责文化和社会事务。赫尔辛格社民党支部主席施密特要求亚朗为自己的不当言论道歉，并希望他能主动辞去市议员职务，以免影响今年年底的新一届市议会选举。

面对压力，亚朗不得不道歉，“我表现得像一个傻瓜”，“我跨越了红线，向所有被冒犯的人道歉”。社民党要求他在8月7日前主动辞职，否则要召开支部大会开除他。亚朗对此反应强烈，“我为党服务了20年，他们不能把我踢出去。我不会主动辞职。”

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发言人对亚朗的言论表示震惊，称“我们对丹麦政治家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深感遗憾”。丹麦社会对此也是批评声居多，认为作为政治家，亚朗的职业生涯已到尽头。在亚朗的脸谱账户上，一些丹麦人留言，“滚出市议会”。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胡大武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称，在酷暑高温下劳动，对人的身体健康危害极大，法律应该保障劳动者在高温环境下的拒绝工作权。

文章指出，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劳动者行使拒绝工作权的前提条件包括两个方面，即危险或危害的存在和用人单位积极违法行为的存在。

对于高温下的危险程度，一般劳动者是很难认识到的，需要通过一定渠道确保劳动者的知情权。

一方面，可以通过公共平台的天气预报信息系统向劳动者发布该类信息，政府机构也可以在特定的公共场所适时公布气温变化信息；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也有义务在工作场所公告气温信息，以便劳动者能及时知晓气温变化情况。

文章指出，在高温天气下，劳动者行使拒绝工作权应当遵守法定程序。

首先，劳动者需要遵守特定危险通知及消除程序。劳动者认为面临危险或存在危害时，必须立即告知用人单位并就该工作环境作出说明。用人单位必须立即调查该情况，拒绝工作的劳动者不满意用人单位调查结果的，可以继续拒绝工作。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就此发生争议的，任何一方均可通知劳动监察部门介入处理。

其次，危险消除的认定需要具有透明度，以确保公信力。无论是用人单位对危险的调查还是劳动监察部门对危险的调查，必须有劳动者本人或者下列人员之一在场进行，即代表劳动者的联合健康安全委员会成员，或者健康安全代表，或者工会成员，或者多数工人已经选择某特定的工人代表。

要求应聘者会玩网游，上班时还会专门留出时间用来玩。这不是游戏公司招聘，而是武汉一家网络公司开出的招聘条件。该公司负责人说：“这种方式对80后、90后员工更具吸引力，而且通过游戏能更好考察员工团队意识和把握机会能力。”

这是一家由80后、90后组成的网络公司，主要为企业提供网络营销服务，该公司招聘广告内容堪称“震撼”。“应聘者必须会玩英雄联盟”、“80后、90后就该这样工作”、“上班时间打网游，你试过没有”。这些另类广告吸引来大量招聘者。求职者王先生说：“我毕业两年了，换了几个工作，都觉得太枯燥，这个新工作让人更轻松、更有乐趣！”

据工作人员介绍，该公司招聘只有一条要求，会玩英雄联盟等大型网游，而且战斗力、等级等全部不限。但绝对不许出现合作作弊、擅自退出等不道德游戏行为。

该公司市场经理刘先生介绍，玩游戏可以考察员工团队合作意识、把握机会能力，同时擅长游戏也能看出哪些员工计算能力、记忆力更好。而且这种工作模式更容易激发员工个性和创造力。

据报道，近日，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曾宪斌在郑州出席某论坛时表示，房价越低，城市越丢人。

曾宪斌认为，评价一个城市好不好，主要看房价高不高。房价越高城市越好越吸引人，房价越低城市越不吸引人越丢人。

“虽然郑州房价年年在涨，但郑州房价的涨幅跟目前的静态房价相比，是非常丢人的。郑州作为中原最重要的大城市、作为拥有一亿人口的中心城市，6000元、7000元的均价令郑州在全国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中国整个房价是被严重低估的，郑州又是非常被低估的。”曾宪斌说。

据统计，对于是否延迟退休年龄，业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提议延迟退休，中国职工退休年龄整体偏早，一方面增加国家的养老负担，另一方面也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二是反对延迟退休，目前来看我国的就业压力依旧很大，延迟退休必会影响就业；三是暂行弹性退休制度，逐渐过度到延长法定退休年龄。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平建议，我国在2020年之前不延长法定的退休年龄，实行自愿原则，符合社会需求的，尤其是大学老师、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政府人员等，每延长一年提高养老金5%左右，最高可延长十年，美国就是这样做的。

他说，根据目前的就业形势分析，2020年以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依旧严峻，2020年以后，若每两年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一年，到2030年，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将过度到65岁。同时，根据相关人口数据统计，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接近零增长，就业压力也会相对较小。“全世界的老龄化过程都使得各国推行延迟退休制度，这是大势所趋。”李小平认为。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2012》日前在武汉发布。报告称，延迟退休目前条件并不具备，暂时行不通。

这份报告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人社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暨南大学、军事经济学院等部门和高校的众多专家、学者共同攻关完成。报告以“社会保障风险管理”为主题，分“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等多个部分，对延迟退休年龄、计划生育政策等问题均有研究。

对于延迟退休年龄这一话题，报告主要负责人、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邓大松教授介绍，全球大约有165个国家对退休年龄做了具体规定，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定在65岁左右。在国内，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有呼声将我国职工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到65岁。

邓大松称，以中国目前就业岗位的供给状况，延迟退休条件并不具备。研究表明，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徘徊在1000万个左右，其中，大约30%的岗位来自退休人员的更替。“每年大学毕业生就业需求差不多800万个左右，加上农民工、社会其他就业人群，就业岗位供给的缺口大”。

邓大松说，中国目前有7亿多劳动力，劳动力绝对数和可能的经济状况相比，劳动力数量不缺，这一状况在2020年以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如果延迟退休年龄，带来就业岗位减少，将使大量青年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形成青年失业状况，由此带来一些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