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栈平时150，节假日680”“人山人海煞风景，到此一游是合影”“一放假，全国人民都堵在了高速上”……近几年来，景区涨价、节日拥堵和休假扎堆，是困扰着中国游客的“老三难”。

五一小长假，各大景区依旧火爆，也让旅游“老三难”再次暴露于公众视野中。这几大难题环环相扣，亟待通过政策规范、景区管理等多方合力破题。

“集中出行”最重要的推动力，自然是“休假扎堆”。

丁云勇、梁晓莹等业内人士指出，没有真正实现“错时休假”，没有将带薪休假制度落到实处，是中国旅游目前面临“老三难”的根本原因。

安徽省淮南市市民杨玲是一名旅游爱好者，但刚刚入职一年的她被领导以“任务重，年轻同志多努力”驳回了休年假的申请。杨玲说，她和她的同事带薪休假普遍难以保证。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陈爱如认为，正是由于带薪休假有名无实，国家法定节假日才会成为大量国民外出游玩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全民出游的拥堵局面由此而来。

“最明显的是公务员、国企员工等群体，现在基本是按照国家法定的休假制度来旅游出行，给旅游市场造成一定压力。”丁云勇建议，应该要设立相关制度，让民众有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休假的时间和空间，让带薪休假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

熊元斌分析说，当务之急不仅要用带新休假制度强化保障市民出游的权利，还要尝试建立错时休假制度，让国民分流实现出游需求，“不能十三亿人都用一套休假办法。”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4月28日刊登题为《中国劳务模式的裂痕》一文，作者为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文章称，珠江三角洲及江西等中国较发达地区的新一轮罢工潮凸显了中国社会模式的矛盾，特别是因为增长模式调整的成本分配，对更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和建立在尊重法律基础上的管理模式的要求所引发的冲突。

文章称，冲突的主角没有变。一边是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但合法权益未能获得补偿、所付出的努力也未能获得承认的进城务工人员，另一边是大型跨国企业的老板，其中大部分是外国企业。还有明显与企业家同流合污的地方当局，他们避而不谈履行劳动法的问题。

社会矛盾的新一轮爆发与社会福利的不规范有关。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障金的计算基数常常低于员工实际工资近50%，在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上，迄今为止，从劳动者到企业家，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另外的方面上：在很大程度上，劳动者更关心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因为没有户口而无法享受社会福利的问题；但在人口老龄化、就业条件恶化和成本增加，特别是工资以超过10%的年均增速上涨的情况下，企业家往往通过伪造员工信息或拖欠社会保障金的方式来保证利润空间。

文章称，冲突凸显出了中国劳动关系模式的脆弱性。在这一模式下，这场新危机暴露了移民阶层融入社会的难度，他们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担忧，因为目前在自己的家乡还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们的养老金或社会保障金。

文章认为，地方政府最关心的就是避免劳工问题变成具有政治意义的“群体性事件”，避免引发传播效应。

文章称，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政府支持企业实现增长目标，忽略了社会效应的重要性，对企业主特别是外国企业家肆无忌惮的行为视而不见。但新一代劳动者似乎更有权利意识，不愿容忍企业主和当局的家长制做法，要求法律规定的社会义务得到履行。

近日，香港财经评论员、盘古智库研究员梁海明在其《女性加班越少经济就会越好》一文中指出，只有女性的工作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少加班，经济才能越来越好。女性比正常上班时间每多工作12分钟，一段爱情或婚姻解体的风险就增大1%。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读者必须要明白，虽然经济增长需要大量依靠女性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就要把女人当男人用，甚至是当牲口来用。恰恰相反，只有女性的工作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少加班，经济才能越来越好。

这是我在耸人听闻、故意讨好女性吗？当然不是！下面，我将告诉你女性加班越少，经济越好的几大原因。

原因之一，只有女性少加班，消费才能增加，内需才能扩大，进而拉动经济发展。

在全球各国，职业女性消费能力普遍比男性高，而且在家庭中，购买什么物品也往往由女性说了算，如果女性可以少点加班，多点逛街，这将大大提升消费总量。

原因之二，只有女性少加班，才能解决人口老化问题，推动经济增长。

要解决人口老化问题，根源则在女性，只有女性拥有足够多的时间去谈恋爱、去维持家庭，去生儿育女，才能减少出现人口结构缺陷的机会。但如果女性经常加班，不但有损健康，更会减少与男朋友或丈夫相聚的时间，出现“蜡烛两头烧”的情况，顾得了事业，却牺牲了爱情甚至是家庭幸福，那么，下一代也就难以诞生了。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近日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比正常上班时间每多工作12分钟，一段爱情或婚姻解体的风险就增大1%。由此可见，女性经常加班加点工作的爱情、婚姻，会出现特别多的风浪，必须经历无数的考验和挑战。

因此，要推动经济向前发展，要增加劳动人口，只要减少给女性压力，少点让女性加班，多让女性正常上下班就解决问题了。

原因之三，只有女性少加班，才能增加工作效率，有利企业发展，进而拉动经济发展。

著名的《美国流行病学》〈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期刊有论文研究发现，每周工作55小时的员工，其智力解决问题能力、短期记忆和创造力，都比每周工作40小时的员工要低。

日本精神保健专家、东京大学健康总合科学系副教授岛津明人，经过研究更察觉，人的大脑真正能够集中精神的时间，只有从起床开始算起的13个小时而已。简单而言，如果读者早上7点起床，到了晚上8点之后，脑袋就会好像有糨糊那样，再也难以正常思考问题了。

因此，如果企业要求员工尤其是女员工多加班，那是得不偿失的。一家企业要能成功，必须比竞争对手更有效率的产生价值。简单而言，就是在同等的资源投入下，能够更有效率，得到更多的价值产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29日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14年春季报告）》指出，中国工薪劳动者劳动报酬增长相对于GDP增长来说比较缓慢，工薪劳动者工资水平确实到了该涨的时候。

在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讨论中，工资是一个热点话题。中国工资水平到底怎么样？工资该不该涨？以及哪些人工资最应该涨？这些问题在29日发布的这本蓝皮书中有着详细的分析。

这份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报告专设一章研究分析了当前中国工薪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报告分别估算了中国全部工薪劳动者数量以及工薪报酬总额，间接地估算了工薪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报告通过计算得出，从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来看，中国全部雇员平均工资1985年为1120元，到2012年增长到34905元，共增长了25.85倍。而同一时期人均GDP则从857元增加到29991元，增加了31.1倍；雇员平均货币工资增长低于人均GDP增长将近14倍。所以，中国工薪劳动者劳动报酬增长相对于GDP增长来说比较缓慢。

从城镇单位雇员工资水平看，报告称，自1978年以来，中国名义人均GDP快速增长，从381元增加到2012年的38420元，增加了约100倍；城镇单位职工名义平均工资则从1978年的615元增加到47593元，增加了76.4倍，工资增长的倍数比GDP增长的倍数少约23倍，“这意味着城镇单位职工的工资增长与GDP增长相比也是相对缓慢的。”

报告总结分析中指出，中国工薪劳动者工资水平确实到了该涨的时候，而且越是低收入群体的工资越应该上涨；从部门看最需要涨工资的是非国有部门，从行业来看最需要涨工资的是竞争性行业。实现工资上涨的关键是健全市场条件下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赵耀辉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中国不提高退休年龄，到2050年，年轻一代必须拿出自己收入的41%用来供养老年人。

赵耀辉在26日举行的“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7次季度报告会上表示，延迟退休对缓解老龄化的冲击、减轻年轻劳动者的经济负担非常关键。

赵耀辉说，如果将老年人定义为60岁及以上，年轻劳动力定义为20岁至59岁，那么中国老年人抚养比将从2010年的4.9下降到2050年的1.4。

若以税负的角度衡量，年轻劳动力的“税率”将从2010年的16.8%增加到2050年的40.9%，即纯粹为了支付老年人的花销，年轻劳动力将要拿出全部收入的近41%。

老年人抚养比从2010年4.9下降到2050年的1.4，就意味着2010年是五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到了2050年则变成一个半年轻人就要养一个老人，这将是年轻人难以承受的负担。

赵耀辉说，延迟退休可以增加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的净收入，抵消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净支出增加，从而使个人生命周期的收支重回平衡。

相比于专家在延迟退休问题上的直言，政府部门则显得相当谨慎，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23日在对“十三五”规划会否涉及延迟退休问题做出的回应是：“还需要研究”。

徐林认为，中国的人口状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现在每年都在减少两三百万人，这对中国劳动力的富余程度、对劳动成本都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

徐林说，“十三五”的时候应该对中国的人口政策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能够提出一些应对之策。至于这些问题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结论，他表示现在还需要研究。

赵耀辉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并不会因放开“单独生育”政策，甚至是完全放开生育政策而扭转。中国人口不会因为生育政策的改变而出现大的反弹。

赵耀辉还强调，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提高退休年龄时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在中国既有一线女工劳作一生身体状况不允许延迟退休，也有跳广场舞的大妈，身体很好却早早退休。但当前学术界还没有关于人口健康状况与退休年龄之间的相关量化研究。

近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朴民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十三五规划编制已全面启动，明年年底前将出台。25个前期研究的重大课题已发布，将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研究。

2016年至2020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表示，我国人均GDP已达到6700多美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据了解，2011年，中国社科院曾发布《产业竞争力蓝皮书》，称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

他还表示，如何更好地实现创新驱动、更好地实现转型升级，是十三五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世界杯6月中旬将在巴西登场。由于时差关系，德国球迷们难免熬夜看电视转播。德国工会领袖呼吁企业老板们体恤员工，在球赛期间容许员工上班时间能有点弹性。

德国建筑、农林和工程业工会联盟（IGBAU）的负责人告诉德国媒体，为期1个月的世界杯足球赛，许多赛程是安排在欧洲时间的午夜之后开赛。德国广大的球迷包括许多上班族，他们多半不愿错过关键的比赛。

熬夜观看球赛可能影响上班族到班的时间，所以工会领袖希望在比赛期间，老板们能容许员工调整工作时间，让他们可以看球赛，也不会耽误工作。

历年来，德国队都是备受瞩目的劲旅，曾获得3届世界杯冠军，4次亚军及4次季军。

马云近日在其来往“扎堆”中发表了自己对企业管理的看法，马云认为企业不应该去费力“挖人”，而应该努力培养自己的年轻人，并认为最好的人才一定是自己发现、培养和训练出来的。

马云还表示，他所欣赏的是比较野的民营企业里的“正人君子”和规矩比较多的跨国企业中的“叛逆者”。

马云“扎堆”全文如下：

企业请人很难。我很不喜欢“挖人”这一说。企业不应该去费力“挖人”，而应该费力费心培养自己的年轻人。最好的人才一定是自己发现，培养和训练出来的。

“树挪死，人挪活”是有道理的，但费劲挪动成功人士去你公司却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成活的概率和大树死的一样高。原因有很多，主要是由于你对他，他对公司的期望值不一样，以及大代价挖来会带来原来公司人才生态的失衡。人在那个环境里成功未必会在你的环境里会活下来。真正能干的人一定需要时间。

如果你希望公司稳健发展，尽量少从外面“挖”高层人员，多花时间招聘优秀年轻人，训练他们。好东西是需要时间的。

当然从外面请人也很有必要，否则公司的文化和创新都有大问题。但请人的原则是因为他对公司未来发展有好处，而不是要他立马拿效果，出成绩。同样对新请来的管理人要注意特别的培养和训练。

我喜欢招民营企业里的“正人君子”，跨国企业里的“叛逆者”。因为一般来说，民营企业比较野，跨国企业里规矩又特别多：）。政府及国有企业的人一般会缺乏“危机感”，在他们眼里似乎没有企业会关门一说。

2014中国绿公司年会“改变的年代：现实与远见”于20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举行。在21日上午的焦点论坛“雾霾的治理之道”上，俞敏洪讲到，根据世界标准，中国五百个城市，大概只有1%的城市是符合了国际的空气卫生标准，按照世界最严格的标准，北京2013年总共只有5天是没有雾霾的日子，儿子在国内读书两个月内感冒、发烧、咳嗽十多次。

他还称，“因为在北京，我个人明显地感觉到，去年一年到今年，我嗓子疼的频率高了很多，肺不舒服的频率高了很多，这是真的。”

以下为俞敏洪演讲文字实录：

各位朋友早上好，这次开的会议跟在座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跟在座的寿命都息息相关，雾霾这个话题不光在老百姓中间讨论很多，在官员之间也讨论很多，包括引起了习主席的重视。我做了搜索工作，在全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中间，有七大在中国，另外三个不知道在哪，可能在中国边境地区，被中国飘过去了。

根据世界标准，中国五百个城市，大概只有1%的城市是符合了国际的空气卫生标准，按照世界最严格的标准，北京2013年总共只有5天是没有雾霾的日子，但是中国的标准多一点，我不知道国际的标准PM2.5是多少，中国的标准是PM2.5在300以下就算清新空气了。

因为在北京，我个人明显地感觉到，去年一年到今年，我嗓子疼的频率高了很多，肺不舒服的频率高了很多，这是真的。

我儿子今年年初的时候，把他弄回中国来上学，他原来在国外上学，那是一年365天几乎天天没有雾霾的地方，回来上学以后，我发现他不是回来上学来得，先生病来的。两个月感冒、发烧、咳嗽，大概多达十次以上，就在我决定把我儿子再次送回国外的时候，他突然不感冒发烧了，后来我突然发现雾霾也是有一个适应过程的，只有我们经历了考验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更加强壮，所以大家不要随便埋怨雾霾。

但是谁都愿意看到蓝天白云，刚才开玩笑说雾霾对身体有好处，这也是胡说八道的。企业家年会咱们有这样的一个讨论，跟企业没有关系，或者没有实际关系，但是实际上跟大家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也体现了企业家俱乐部的一种责任。

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其实或多或少都是跟雾霾的治理也好，或者说是产业也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近日，独立经济学家金岩石发表了一篇关于合理房价与楼市的讨论文章，他用房价收入比来计算合理的房价，得出上海和北京的房价与收入之比高达15.9倍和22.3倍！另据理论公式推算，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合理房价分别仅为每平方米4000多元。

金岩石表示，用房价收入比来计算合理房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2012年数据是：新加坡4.4倍，纽约6.2倍，而中国的上海和北京高达15.9倍和22.3倍。另外，有人用2011年的公开数据，根据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每户90平方米来计算合理的房价水平，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合理房价分别仅仅为每平方米4387元、4831元和4573元。

这两个理论公式在多数国家的实证性研究都被证明行之有效，为什么在中国就不适用了？

金岩石先生认为，首先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和货币大国，中国的城市化史无前例。这两个理论公式的前提是：第一，人口不流动；第二，货币不增长。但在中国的城市化浪潮中，这两个前提根本不存在。尤其是在中心城市，人口和货币在流动中积聚集中，这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

另外，从财富理论看城市，看似不合理的高房价却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经济杠杆。因为高房价以三种方式调节着人口的流动：其一，高房价补偿原住民，购房者用现金赎买稀缺空间，并让一部分原住民自愿退出竞争；其二，高房价延缓外来人口的流入，并让竞争力较弱者被迫放弃竞争；其三，高房价提升城市人口的整体素质，让更具竞争力的人持续流入从而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金岩石认为，合理房价、合理的住宅体系与合理的城市化布局三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制约，共同决定着“人的城市化”。据此判断，中国城市化可谓大局已定，未来10年城市人口将逐渐达到总计10亿，区域分布将呈现“二八”格局：50%以上进入特大型城市群，30%左右进入二线中心城市，其余20%分布在若干中小城镇。而政府真正的挑战则是：如何经营、管理亿万人口级别的特大型城市群。

4月起，国内一批城市陆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海也再次以1820元蝉联最低工资标准最高地区。外界有人认为，这一政策是“纸上政策”，甚至不但无用甚至有害就业。这一意见是否中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袁志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在推动劳动力成本上涨这方面影响其实不大。

记者：对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会推动劳动力成本上涨？

袁志刚：上海的平均工资在全国来说已经很高了，所以这方面影响其实不大。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如果还有企业开出的工资低于最低标准，那么这样的企业恐怕不适合在上海发展。因为上海的地价等要素价格很高，应该用于发展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否则就是在一个很低端的水平去竞争。现在各地都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但是要避免互相攀比，工资调得过高劳动力市场就会产生僵化。欧洲就有这样的先例，由于工资定得过高，使得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失去了优势，一些工作岗位就消失了。

近日多位“妈妈”反映，她们因申请生二孩而咨询单位计生工作人员、街道的计生专干时，均被告知：要先把此前享受的独生子女待遇退还。

广州市人社局对外服务窗口、信访窗口工作人员也表示：之前办理了独生子女证，并享受了独生子女待遇的，再生二孩时必须退还，还款入户后，人社部门才受理二孩的生育津贴申请。而对于上述说法，广州市人社局主管领导以及广州市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均表示：不大清楚此问题。

街道：想生二孩得把独生待遇退回

家住六榕街的周女士最近很纠结，她已经怀孕九个半月，预计两周后，她的第一个宝宝就会来到这个世界，然而，她最近准备办理产假等手续时，却为是否办理“独生子女证”而犹豫不决。

“我打算顺产的，街道计生专干告诉我，要是不办独生子女证，就只有三个半月的产假，这就意味着我只能陪宝宝三个半月，太少了。但是如果办，以后要想再生，就要把已经享受的独生子女待遇退回去。”周女士说，自己本身是独生女，因此符合最近放开的“单独二孩”政策。

得知此消息后，周女士的老公还不相信，随后又再次打电话向所在街道咨询，得到的答复一样。

单位：想生二孩就要退回独生待遇

无独有偶，在一大型快递公司工作了9年的葛女士，近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四年前生第一个宝宝时，由于不符合再生一孩政策，自然而然地办理了独生子女证。由于是剖腹产，她总共休息了6个多月。“现在政策放开了，我们还想再生一个，但是单位人事部门说，要把独生子女证交回去，还让我把之前享受的独生子女待遇退回去。”

“按照社保局的要求，符合政策的，生了二孩，就要把此前享受的独生子女待遇退还，不然社保局也会逼着单位退的。”杨小姐所在单位的计生工作人员表示。“以前双独的时候就是这样要求的。”

市人社局窗口：确实要退 相当一个月的社平工资

广州市人社局公众服务二楼咨询窗口工作人员表示：确实要退还此前享受的独生子女待遇。按照杨小姐的情况，杨小姐享受了35天独生子女待遇，要按这个比例将待遇退还给人社部门。

“剖腹产大概是6个半月左右的产假，生育津贴大概是18000元左右，我们发放给了单位，如果要生二孩，要把35天的待遇退给我们。”工作人员表示。

广州市人社部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根据《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享受生育津贴，津贴的标准以广州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规定的产假期计发。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

也就是说，杨小姐至少要将3000元左右的独生子女待遇退还给社保部门。

退了才受理二孩的津贴申请

为何二孩政策放开了，独生子女政策不能与时俱进呢？对此，该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将此建议反映到一楼信访接待窗口。负责信访接待的工作人员同样明确告知，再生一个孩子，要退回已经享受的独生子女待遇。

所谓的独生子女享受的津贴待遇是多少呢？该工作人员告知：“就是35天的待遇，再加工资而已。把钱退还，就等于没有休35天的带薪假了。”

在日前举行的第七届亚洲保险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中国在仍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时迎来了老龄化，中国和目前公认的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相当。

这一事实体现在人口寿命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上。过去60年间，人口寿命从建国初期的45岁，增长到了2010年的74.83岁，65岁以上人口比重从原来的3%增加到目前的8.9%。

郑伟测算的结果显示，到本世纪末我国年龄结构老龄化的情况将非常严重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在2050年将达到26%，此后将一直维持在接近30%的规模。

人口结构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劳动人口的数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明显出现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而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测，未来中国劳动人口比例会持续下降。

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养老难题，从老年抚养比来看，压力已十分明显。

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据郑伟测算，这一用于度量劳动力养老负担的指标将从2010年的11.9%上升到2055年的超过50%。

由于企业年金等其他养老计划的规模和覆盖面限制，中国公民退休后的财务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养老金。但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来看，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正受到人口结构的严重挑战。

“从在职和退休人员比例看，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目前大概是三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也就是3：1的数值。但是到2030年，这一比例会降到2：1，到2065年进一步降到1：1。”郑伟表示，到2065年中国城镇员工养老保险制度内，将出现一个在职养一个退休的情况，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情况十分严峻。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辽宁沈阳主持召开今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并在会议期间考察了小额贷款公司和农行辽宁分行。

李克强在会议期间对网络购物、政府态度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番表态，放在当下央行、四大行与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的激烈博弈的背景下来看，别有味道。

李克强：试点是让你摸摸情况。你这里一定要注意。我一直在给马建堂讲，就是统计也要特别小心。因为，有时候它们是惊弓之鸟。不要因为你采取的统计、税收等措施，把这些刚刚发生的就业新兴业态给打压，或者其发展受到压抑。

当然，我们将来要逐步摸清规律，逐步规范。风险都是要防范的，但是它毕竟刚刚兴起来，我们还不清楚。不要让人家说，政府的手闲不住。只要哪儿出现个新东西，你都要去摸摸它。我们现在总的来讲，还是放活市场，调动社会创造力的时候，特别是政府目前宏观政策工具运用起来比较艰难的时候，更应该靠市场。

所以，要看到，这方面潜力很大。我们把市场要放宽，准入要放宽，监管要适度跟上。我讲的网购也要适度跟上，新兴业态我们没有经验，你别上来一棒子给它打死。该控的风险，我们能看到的尽可能把它控制住，但是你也得给它一个发展的空间。政府还是要当裁判员，别总想去当运动员，我们现在服务业就有好多，政府自己要当运动员，它不当裁判员，你应该当规则的制定者。

英国经济学人网站近日发表了题为《寻找熟悉的面孔》的文章。文章称，据一份论文表明，一位雇主很容易会再次雇佣他们曾经解雇过的员工，而回到之前公司的劳动者们也可能会拥有更高的薪水。

全文摘编如下：

从上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的一份论文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内容。如果你被解雇了，那么你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老板十分的无情。但这份新的论文却表明，你应该保持低调隐忍，因为赶你走的人也可能会是最有可能带你回来的人。

近几年来，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太多的关注于劳动力市场的召回(指的是雇主重新召回老员工)。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以制造业的衰落来作为解释的。而在制造业中，来自于暂时失业时期的劳动力召回则是很常见的。然而，在后工业时期的就业情况看起来却也和人们所想象没有什么不同。

该篇文章的作者藤田茂(音译)和朱塞佩(Giuseppe Moscarini)使用的是从1990年到2011年涵盖了美国劳动力的、来自收入和项目参与调查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雇主经常会召回他们在之前所解雇的劳动者。所有进入失业状态的劳动者中，有超过40%的人都是依靠他们老雇主的雇佣而得到了工作(是的，你没有看错)。而针对这一数据的一个可能的怀疑就是：雇主们可能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解雇员工，之后则是会再次雇佣他们。然而，即使是那些认为自己将会和这家公司“永远分离”的劳动者(指的是那些并不期望自己会被雇主召回的人)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也都会回到他们之前的公司中。

回到他们旧雇主的公司工作的劳动者，要比那些转换到不同工作中的劳动者做得更好。更高的工资是一个福利：因为雇主们可能需要提供更多的现金来阻止他们的前雇员换到另一个工作上，并会说服他们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对解雇员工的召回不太可能会发生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但一名失业者找到一个新雇主的概率在这样的时期也会下降。相比较而言，经济衰退对于后者的影响要超过前者，这意味着员工召回率会在经济衰退期间有所增加，这就和员工召回比例在所有员工招聘比例中的提升相符。在大量的求职者中，一位求职人很难会对雇主选择雇佣他们已经了解了的人而进行责怪。而雇主对其曾经雇员们的怀念看上去也似乎是反周期的。

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根据最新信息，失联17天的马航MH370航班在澳大利亚城市珀斯西部的南印度洋海域坠毁，机上相信无人生还。

马来西亚首相纳吉24日晚在吉隆坡紧急召开记者会说，根据英国航空失事调查局（AAIB）及英国卫星公司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最新卫星数据的分析结果，此次航班是按照南部航线飞行。最后位置是在南印度洋，位于珀斯以西，这是个远离任何陆地的偏远地点。

“因此，我只能带着深深的悲痛和惋惜告诉你们，MH370航班已坠毁在南印度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近日在北京表示，中国正在推进的“单独两孩”对中国整体人口结构“没有非常巨大的冲击和改变”，这种结构微调对养老保险制度“可能长期会有一些影响，但不是短期立见的影响”。

中国此前坚持的“只生一个好”生育政策，或正逐渐被“单独两孩政策”替代。官方此前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前，该政策正在中国逐步落地。

对此，胡晓义在当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上指出，“单独两孩政策对整个人口结构的改变，作用是有的，但没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冲击和变化。但结构的微调，对养老保险，特别是抚养比的改善，可能长期会有一些影响，但不是短期立见的影响”。

据了解，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不同于美国绩效导向的企业文化，中国的企业文化大多数是更强调关系和集体的家庭式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关系是第一位的，员工的组织地位往往取决于与家长的关系。”在解读中国企业文化特点时德勤中国相关团队负责人如此表示。

这位人士是在3月18日德勤发布2013年中国企业文化竞争力调研报告时做出上述表示的。

德勤在2013年9月至2014年3月之间进行了调研，共有286家企业参与，涵盖了多个行业、资产性质及业务范围。此次调研通过对文化管理、文化驱动、文化先进等九大维度的文化竞争力指数进行分析，并选取企业文化竞争力总得分在90分位以上的优秀企业和其他企业进行对比，旨在发现中国企业的文化管理现状和突出特点，提出相应改进建议，以促进企业整体绩效的持续提升。

前述人士表示，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企大多是“家庭式”的企业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一把手就是家长，其权力和副手差别特别大，员工在组织中的地位取决于和家长的关系，而这种企业文化下企业的执行力和业绩一般比较差。

他认为，这也是中国的大国企大而不强的原因，这些企业往往是通过某种特殊政策和垄断地位获得竞争力。“这一企业文化背景下，国有企业往往称不上团队，更像是团伙，他们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各怀心思，内耗严重。” 这位人士表示。

不过这位人士也表示，这种企业文化的形成也和中国本身的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有关，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情况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变。

德勤的这份报告认为，企业文化竞争力恰恰是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是企业基业常青的决定性因素。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帮助企业塑造品牌形象，潜移默化地使员工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增强员工工作的责任感和对组织的归属感，从而实现外塑形象、内聚人心的作用，最终助推企业战略落地。

德勤此次调研报告主要有以下四个关键发现：

第一、中国企业整体文化竞争力偏低，且两极分化明显：被调查企业的企业文化竞争力整体得分为54%，低于经验及格值60%，其中“文化管理”和“文化驱动”为9大维度中的短板，得分仅37%；两极分化现象十分突出，优秀企业的文化竞争力高于其他企业30%。

第二、中国企业关注市场、客户和变革创新等价值观的塑造：调查发现，86%的企业关注客户和市场，86%的企业认为自身市场口碑良好，80%的企业关注创新变革，企业对客户、市场及创新的重视度高。

第三、优秀企业在对标管理、文化培训等方面有突出的文化优势：优秀企业在如下几方面与其他企业拉开明显差距，优势显著：市场对标（差距56%）、文化培训（差距51%）、文化案例收集（差距48%）、薪酬竞争力（差距46%）、战略沟通与传递（差距44%）、理念外化到企业形象识别体系（差距44%）。

第四、优秀企业将创建和管理文化作为管理者最重要的职能：在优秀企业中，管理者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参与度较高，94%的优秀企业的管理者被赋予员工职业导师的职责，82%的优秀企业的管理者被赋予企业文化讲师的职责，显著高于其他企业。

基于以上四个关键发现，德勤认为，中国企业整体文化竞争力仍然较弱，两极分化现象明显，且在人才激励保留、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等多个方面存在短板，企业对文化建设的关注度亟需提升。

北京医保的钱居然可以取出来，外地人羡慕不已。中国社科院唐钧认为个人账户可以随便取，与医保的观念相悖。医保的设计是共济，没生病的人帮助生病的人。取消个人账户，所有医保资金统一管理，报销的钱可能更多。

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社会医疗保险的设计，基于大家都要生病，但不会同时生病这一特点上。之所以要通过社会来进行“保险”，是因为在疾病面前，许多家庭无法靠自身的能力支付医疗费用。

从这个角度上说，医保的特点本身就是“共济”，是通过社会统筹的方式，让不生病的大多数人都拿出一点钱，用来帮助少数生病的人，反过来等你生病时，也有人来帮助你。

北京医保中个人账户的钱可以随便取这个规则，显然与社会医保的观念是相悖的，实际上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个人账户都不允许支取，北京的政策有些匪夷所思。如果你没事就把医保的钱都取走，那真生了病怎么办呢？存完了又取出来，那何必付出这么多行政成本，绕这么大个弯子？

现在新政要实施，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这就是过去政策的错误引导，使大家对医保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这点必须要纠正。

社会医保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完全可以取消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是没有“共济性”的，已经成为阻碍医保效率的制度。事实上如果我们取消了个人账户，所有医保资金统一管理，每个人能够报销的钱可能更多。

“封闭管理”之后，也要对骗保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管理，比如有定点药店卖其他产品，那么直接吊销其定点资格就行了，这个管理难度并不大，问题是想不想管。

苹果在劳工方面的行为再次遭到两个劳工保护团体的批评和抗议，他们指责苹果iPhone生产过程中含有有毒化学物，威胁到中国工厂里组装工人的身体健康。

“中国劳工观察”和“绿色美国”这两个组织于本周三率先在网上发起请愿活动。这两个团体希望有足够多的人们在这份“不良苹果”的请愿书上签名，进而向苹果施压，要求该公司放弃在iPhone生产中使用苯和正己烷这两种有毒化学物。苯是一种致癌物，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白血病，而正己烷可能导致神经损伤。

苹果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过去几年里，面对“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的批评，该公司已经停止使用很多有毒化学物，包括PVC塑料和溴化阻燃剂。苹果还表示，该公司保证其余化学物符合美国安全标准。“去年，我们进行了将近200次工厂视察，主要检查有毒化学物，以确保这些工厂符合我们的严格标准。”苹果声明称。

发起抗议的组织认为，苹果工厂视察和公开发布的报道都不能反映真实的劳动环境，他们怀疑苹果海外工厂大约150万工人当中的很多人仍然超时劳动，有时候还会在没有恰当培训的情况下暴露在危险材料之中。

“苹果自称是科技行业承负社会责任的领先者，但要想真正成为领先者，苹果必须停止让工人中毒，并确保患病工人得到治疗。”绿色美国运动负责人伊丽莎白·奥康奈尔说。她表示，采用更安全的生产材料给iPhone带来的额外成本不足1美元，对于这家上一财年赚得370亿美元的大公司而言，这真是九牛一毛。

苯和正己烷都不是苹果生产工艺中的必备原料，其他大型科技公司也因为在电子产品生产过程中采用这两种化学物而受到批评。例如，去年三星电子曾称该公司的计算机芯片工厂苯含量处于安全水平，但这一说法遭到韩国法院的质疑。该法院判决三星没有全面评估芯片工厂的健康风险，导致2009年一位年仅29岁的工人因白血病去世。

汽油、香烟、油漆、胶水和清洁剂里也含有少量的苯。

苹果的规模和成功使其成为不少团体的目标，他们希望引起人们对自己事业的关注，并且带来最终被其他公司也接受的变化。苹果市值约为4800亿美元，远高于其他上市公司。苹果最畅销的产品iPhone则是一种文化现象，近七年前面世以来已经售出超地4.7亿部。

“中国劳工观察”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营利性组织，它经常严厉指责苹果代工工厂条件糟糕。但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多次重申，该公司高标准已经给工厂工人带来了更好的待遇，并减少了供应商对危险物质的依赖。

“自从蒂姆·库克担任CEO以来，苹果透明度和承担责任的增加，已经改善了供应链的环境，并迅速成为库克领导公司的标签之一。”“绿色和平”组织活动人士汤姆·道达尔上个月曾在博客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