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难就业年”，到底难不难?国家高级职业指导师宁佳英坦言，“最难就业年”其实也分不同就业人群，目前高职高专应届毕业群体的就业情况乐观许多，但对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而言，人才供大于求、企业招募高端人才需求减少、大学生就业期望过高都是造成此类群体求职难的主要原因。

“税前2400元以上月薪，在今年的就业形势下，已经可以接受。至少先hold住工作，不要让自己失业。”宁佳英如是说。

社会经济环境已如此，调整就业心态则成为走出就业困境的必要选择。“只要大学生们摆正就业心态，都能有工作。”宁佳英说，随着省外应届毕业生以及考研、考公务员失败的应聘大军加入，接下来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大，她建议大学生们应该尽快行动，无论如何先找到工作，日后再择机调整。

布隆伯格日前在每周广播电台演说中建议，如果高中成绩马马虎虎，与其挤进大学，还不如学一门修水管的技术。他说：“通常面临最多问题的是那些当不上火箭科学家、又无法成为班上顶尖精英的大学生。对一般人而言，当水管工实际上可能比进哈佛的前景更好。”

布隆伯格的理由是，水管工无需背负大学贷款，收入还不错，他们“没有白白浪费4年，也没有在无收入状态下，花掉四五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4.5万元~30.7万元)的学费。”而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却背负了大笔的就学贷款。

此外，布隆伯格认为当水管工还有其他的优势：不用担心工作被外包，或被计算机取代而失业，“这职位很难流失到国外，也很难自动化。”

布隆伯格还补充，许多研究指出，相较于大学生，水管工刚踏入职场的负债较低，而且薪水较高。

无独有偶，美国联合投标大师特兰克女士也认为，85%大学生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来获得一个学位。

特兰克是著名猎头网站Brazen Careerist的创立者，同时也是常在媒体上发声的大师。他认为，除非非常擅长学校的学习，或者是被前十名大学录取，高中毕业生们应该跳过大学，直接走上社会工作。

此外，特兰克认为，上大学花费了太长的时间。“(大学教育)值得你花这么长的时间吗?”她问。

特兰克建议，对于那些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应该从小就应该参加实习工作，当到了该上大学的年龄，学生就已经拥有和理想职位相应的工作经验了。

“岗位要求：要有抗压能力，不准打总监和总经理!”日前，成都高新区一家科技公司日前打出了这样雷人的招聘信息!在公开招聘的多个职位中，都包含了不准打上司的要求。

“要有抗压能力，不准打总监和总经理!”岗位要求一栏，在微博的图片中被重点圈了出来。由于微博上招聘企业的名字被打上了马赛克，就在网友们纷纷猜测公司名字时，成都高新区一家科技公司站出来“认领”了这条微博，并转发称：“不止产品经理不准打总监和总经理，"程序猿"也不准打产品经理!”

这家公司的大佬们正经历着怎样“惨痛”的人生，需要这样的“护身符”?

关于这则雷人招聘的由来，该公司行政总监金刚称：有一次产品经理临时接到总监任务，要求游戏的新功能必须在第二天上午上线。这个“噩耗”导致整个技术部门加班到凌晨。第二天，技术部门向产品经理发起牢骚“攻势”，产品经理也很委屈：“对我们"产品"有意见，但可不准打"产品"的人啊!”“罪魁祸首”的总监听闻了这段趣闻，决定在日后的招聘中通通加入“"技术"不准打"产品"，"产品"不准打总监和总经理”的要求。

原来，这则“岗位要求”只是该公司面对行业压力所做的一种创新，希望以这种自我调侃的方式，缓解员工之间的工作压力。据了解，在IT行业中，员工加班加点早已是家常便饭，甚至成为了业内一条不成文的行规。

暨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统计学教授韩兆洲认为，广东省最低工资应该调整为2215元更合理。

据广东省统计局官方网站披露，今年第一季度，广东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4421元，此次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仅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35%。而两年前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省私营企业及其他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就已经达到2496元。

“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酝酿已久，但是目前制定的标准还是滞后了。”暨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统计学教授韩兆洲表示，国际上最低工资标准和平均工资的比率一般是40%至60%之间，而广东的这一比率还不到40%。

韩兆洲建议最低工资标准可综合运用比重法、组合法、恩格尔系数等6种方法进行科学测算，若按此测算，韩兆洲得出的结论是：广东省2012年的生存线是1568元，温饱线是1773元，发展线是2041元。前两个数据仅仅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只有2041元才是比较符合国际标准的最低工资标准。如果以每年经济发展11%的速度计算，今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是2215.4元。

据报道，野心勃勃、自信十足，这些男性特征，在职场上向来吃香。但一项最新跨国调查发现，男权不再主导办公室，超过三分之二受访者认为“若男人可以更女性化，世界会变得更好”。

据报道，一项耗时2年、针对全球13个国家的64000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诚实、谦虚、敏锐、仁慈、温柔、有创意、适应力强等女性特征，在职场相当受欢迎。相反，傲慢、有勇气、野心大、具有自信与事业心重等男性特征，在办公室并不讨好。

而在男权主导的国家，如日本，79%的男性受访者不满男性价值观操纵一切。在法国、巴西和德国，有近80%男性有同感。

研究人员表示，调查并非反映男士不受欢迎，而是男权主导的社会结构正受挑战，“女权价值观将是21世纪的新趋势”。

近日金价暴跌后，民众抢金潮成为焦点。有中国投资理财第一人之称的刘彦斌，昨日却在重庆举行的“对话城中城投资分析会”上忠告———黄金的跌势才刚刚开始，现在买黄金并不是好的选择。

刘彦斌认为现在不是买入的好时候，黄金的跌势才刚刚开始。过去的12年，国际金价上涨6倍半，目前国际金价回落到1462美元/盎司的位置，跌得并不充分。涨起来有多高，跌下去就有多深，金价跌到1200美元/盎司不是没有可能。

刘彦斌甚至悲观地预计有可能会跌破1000美元的大关，“三年之内，炒金炒银都没戏，”刘彦斌断言，市民甚至有望看到200元/克的购买价。

“这个五一算是毁了。”经营客栈的尚老板说，自家去年五一四十多间房原价销售，还天天爆满，“上个礼拜看情况不对，马上打折，今天只住了一半，明天可能根本没什么人。我的心理底线是这种状况撑到五月底，客流量再不回来我们商户都得疯。”

自4月10日实行148元门票一票制后，凤凰迎来了第一个五一小长假，但这并没有让当地的旅游业经营者高兴起来。他们反映，客流量比往年减少了一半以上。

一家客栈的经营者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把我们都坑了，把整个凤凰旅游都坑了。但是政府是赚钱的。”

根据凤凰县政府方面提供的数据，29、30号两天，凤凰古城的游客7.7万人次，旅游收入5300万元。

然而，拥有凤凰古城8大景点50年经营权的凤凰古城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凤凰县的相关负责人，在不同场合都曾公开表态，148元的大门票制度，会坚定地实施下去。

23日9时许，韩红在微博中写道：“我特别不明白!也明确表态我很反感!为什么国家一有灾难有些人总特么写些歌，找歌手来唱?!怎么了这是?难道这个时候唱歌比救援、比抢救生命还重要吗?谁有心思唱找谁去!我他妈没心思!就不唱!”此言一出，无数网友留言叫好。有网友称：“娱乐圈像韩红这样仗义执言的不多了。”也有网友附和：“真不知道赈灾歌曲有什么用，明星还是多捐些钱实在。”

二十多分钟后，韩红又在微博中补充：“我只代表我个人态度!我不喜欢这种方式表达哀思，没有具体攻击哪位!因为写这类歌的人当中有真心的!也有想趁机想出名的!我就是恶心，怎么了?冒犯您了?对不起您见谅!我就这样，爱谁谁!”对于韩红再发声，有网友猜测“是不是有专门写赈灾歌曲的不高兴了?”网友继续力挺：“而那些沽名钓誉的可能心里真不舒服，被韩红打脸当然不高兴，但韩红是好样的。”“确实有些伪慈善的人借机炒作，他们应该好好反思。”

但是，不到一小时，韩红本人删除了这两条微博。并再次发微博称：“我只是无法说出个别伪词曲作家的名字!却无意伤害那些真心制造爱心音乐的人!”

韩红的言论获得了不少网友力挺，有网友支持韩红的真性情：“谁爱对号入座都随便他们。不用删。”还有网友劝她莫生气：“何必花力气跟他们置气，更多时间给自己给朋友给需要你的人。”

凤凰古城收“进城费”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凤凰古城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文智。他表示，收费其实不是他的公司发起的，并表示“错就错在一开始没有收费”。

民众表示，捆绑销售很不讨喜，我在凤凰不逛景点，就走路，你为什么要收我的钱?

叶文智：说它捆绑销售属于理解有误。从开始它就是一体的，你进入凤凰古城，你就进入了景区。张家界山里面也只有那么几个核心的景点，天子山、黄石寨，那么能不能说我到山里面去看哪个点才给哪个点的钱呢?我到故宫去我只看太和殿和中和殿，其他不看，我是不是就能不给钱?不行。它们是整体。我们错就错在一开始没这样做(收费)，现在反而难办了。

叶文智：就是要让真正喜欢凤凰的人来凤凰玩。有些游客晚上八九点进来，就看一下凤凰的夜景，天不亮就走了，留下一堆垃圾。这样的游客不来也罢。我不担心游客因为门票的原因不来。游客从内蒙古、广州过来，光机票就几千元，会因为148元的门票而不来吗?

叶文智：网上99%都是批评的。大家肯定想要免费的午餐啦。我们希望游客量在一个合适的度上，如果不要钱，大家就会哄抢。

以下为文章部分观点：

因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推迟退休年龄的建议，养老金问题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单单从技术角度而言，推迟退休年龄并不是一件坏事。为什么一个在技术上可行的办法却导致公众的激烈吐槽?中国目前养老金制度在公平和效率上的缺失可能是最为主要的原因。

所谓的公平性缺失，是指目前养老金制度的双轨制，在这个制度下，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并不需要在工作时缴纳四险一金，但是他们退休后获得的退休工资却远远丰厚于在企业部门退休的人员——而企业部门的养老金是要自己缴纳的。

所谓的养老金的效率存在问题，则是因为目前中国企业的养老金缴纳负担过重。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缴纳基数?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养老金建立时间比较迟，1998年国企改革后才逐步完善，而养老金是建立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现在的职场人士必须为已经退休的那部分群体承担更多的成本；而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投资没有效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了控制所谓的风险，在职人员所缴纳的社保资金只是被政府存放在银行账户上，不进行投资，收益可想而知。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哪些挑战?应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建议逐步延长退休年龄。

“我在4月7日博鳌论坛的一个分论坛上建议：预测今后我国平均期望寿命，每5年延长1岁，也可考虑择机而定，每5年把退休年龄延长1岁。如此，到20多年后，中国男性退休年龄可能会从现在的60岁延长到65岁，相当于发达国家现在的退休年龄。”戴相龙表示，延长退休年龄不仅是为了养老金的收支平衡，而且是为了让有条件的劳动者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H7N9禽流感病毒正传播至中国更多地区，世卫组织说这种情况并不出人意料。有美国科学家称，H7N9可能已一定程度上变异为可在人际间传播的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H7N9禽流病毒包含三种禽流感病毒的基因，它传染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的能力可能要强于以往发现的大多数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Michael O’Leary说，目前我们尚未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会在人际间持续传播，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人传人个案的可能。他还说，世界卫生组织一直能够及时地从中国政府获得相关信息。

在新加坡出版的《亚洲科学家》杂志4月15日的报道说，虽然现在预测H7N9病毒是否能大规模传播还为时尚早，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这种病毒正在逐步适应哺乳动物、特别是人类宿主。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网站4月14日刊登的一篇博文援引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流感病毒学家Nancy Cox的话说，目前已经发现H7N9病毒发生了两个基因变异，这使得这种病毒能够感染人体细胞，并且在人体温度下进行复制，而人类的体温要低于鸟类的体温。她说，这意味着这种病毒可能已经部分(而非全部)演变成了有可能在人际间有效传播的那种病毒。

她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人们或许可以知道，H7N9病毒究竟只是一种偶然间感染到人体的鸟类疾病，还是一种有可能造成危险的全球性流感大爆发的病毒，抑或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病毒。

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会在海南举行，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在回答现场提问时表示，一个健康社会就是每个人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投资错了，该跳楼就跳楼，不要找其他理由。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好。温州人也有跳楼，这就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张维迎还批评了一些企业家，“有一些企业家到了一定位置后，老害怕得罪政府，所以就会以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形式保护自己”。张维迎认为，“这种保护的还是特权，不是人权”。

张维迎：我们应该要调整国民心态，我们这个国家总有太多人希望别人为自己承担责任，也有太多人总是想为别人承担责任，这是错误的，一个健康社会就是每个人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投资错了，该跳楼就跳楼，不要找其他理由。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好。温州人也有跳楼，这就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我们不要出了错误都怪别人或者政府，政府的责任在哪呢?政府很多产业政策忽悠了企业家，所以企业家出问题后，政府又不得不承担责任。我经常想政府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希望这个问题政府真正反思一下，该放出去的就应该放出去。

“微信收费是肯定，但具体如何收费还在斟酌研究中。”从接近工信部决策层的知情人士处获悉，这是继日前工信部长苗圩表态运营商收费有合理后，日前工信部接近决策层的官员又给予确切表态。

作为典型的OTT应用，微信对移动运营商的短信、语音业务冲击巨大。运营商认为微信的崛起侵蚀了短信彩信甚至语音通话业务，占用了大量的信令资源，给运营商网络带来压力。

而此前，腾讯掌门人马化腾称微信带给运营商的流量实际上应该是运营商统计的数倍。他委婉表示，微信是帮助运营商赚钱的利器。

上述工信部官员表示，坊间怨声载道的“双重收费”，并非双重收费，未来公布的收费的统计方法，与运营商的统计方法不一样，目前如何收费还在研究中，“但OTT迟早会抛弃传统管道的 ”。

据报道，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四大一线城市陆续公布了国五条细则。北京版禁止北京籍单身人士购买二套房，严格执行20%差额所得税，把国五条存在的现实漏洞打上了补丁。另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江苏、上海考察的时候指出，要发展现代农业固本强基，有序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

CCTV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钮文新认为，现在市场、政府之间的博弈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博弈到一定程度又有一个新规出来，博弈到一个程度又加码，现在需要分析整个房地产成本构成当中，到底什么是推升房价最主要的动力。全国工商联有一个很重要的统计调查，统计认为整个房价当中有61%是被政府拿走了，如果政府的成本不断往上加，这都是刚性的成本，房价不可能掉下来，应该深刻去检讨，深入分析，然后再出政策。

现在什么秩序都乱套了，不仅仅房地产市场秩序乱了，社会秩序都乱了，就是被房子给弄的。”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31日在参加第二届岭南论坛上谈到“国五条”时表示，建立市场秩序首先要管住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

针对“国五条”公布后热议的离婚避税，许小年开玩笑称道：“我是离不了，岁数太大了。离了以后，又出了一个规则，单身也限购。

建立市场秩序首先要管住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任意干预，“大多数的干预是违法的，法律上查不到依据的，房屋限购有法律依据吗，什么时候人大讨论过法律可以允许政府房屋限购，没有法律条文，拿出来看看”，许小年表示。

谈及经济转型，许小年更是表示我们需要傻一点的政府，政府太聪明后，天天算计企业。企业被搞得痛不欲生。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都是比较傻的。

在今年3.15晚会上，苹果公司的手机和电脑产品因为保修条款明显不符合我国的产品质量三包的政策，遭到了曝光。国家工商总局和质检总局先后正式表态：苹果公司的保修条款违反三包规定，要求苹果作出改正，否则，将遭到严肃处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苹果之所以在中国市场采取不同的维修政策是因为它认为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刘俊海：我个人觉得，这一切的选择都由苹果公司自己来做决定，我注意到苹果公司LOGO上缺一块东西，我想大概缺的是对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深刻理解，缺乏对中国消费者的感恩之心。其实苹果公司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说我之所以在世界其它市场和在中国市场采取不同的维修政策，那么对中国消费者保护水准低一点，对其它国市场消费者要好一点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健全，中国法律规定的消费者保护水准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说中抛出“鞋子合脚论”，引起网民热议，让“鞋子”继“中国梦”之后，成为网络舆论另一热门词汇。

习近平在演说中表明，“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借鞋子来比喻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他国不应干涉。虽然习近平没有点名，但一般相信，他指的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在自由派学者和网民较为活跃的网络舆论中，不少网民提出与领导人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甚至抱怨自己无法选择自己要穿的鞋子。

网络评论人五岳散人说，“谁花钱买鞋谁说了算，老百姓纳税了，有权表达鞋是不是合脚，以及鞋子的款式。选好了鞋子还要有三包服务，也要有退换货的权利。鞋子本身没有说自己是不是合脚的资格，有这个资格的不是鞋子，往往都是脚镣。”

《东方周报》记者郑现莉则在新浪微博中写道：“鞋子是否合适，当然只有脚知道。既如此，那就应该让所有脚站出来公开自由地发表对鞋子的感言。不能只让一部分觉得合适的脚说话，而压制屏蔽另一些脚的发言权。如此才能得到鞋子是否合适的准确完整的信息，并据以对鞋子进行改革。否则，一片表面的赞扬声中必然让其他的脚受尽委屈。”

也有网民支持领导人的说法，并称赞习近平务实。

一网民说，“鞋子理论强调实践出真知，体现出习主席务实求真的作风，令人敬佩。显然，鞋子理论与毛主席的实践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有指导的作用。”

据上海市政府通报，从3月8日以来，上海方面打捞起的死猪总计上万头。一起事涉威胁上海饮用水安全的突发公共事件，或将渐渐淡去，但围绕事件的种种质疑仍在继续发酵：死猪漂浮水源上，如何确保水质达标?有专家称，这就好比游泳池里有几只苍蝇，恶心归恶心，但对水质影响不大。

据报道，上海市政府的逐日通报称，到目前为止，经严格检测，水质基本正常。这一发布，引发诸多质疑：“数千乃至上万头死猪漂浮黄浦江，居然还能水质基本稳定?可能吗?”

自3月10日以来，上海市水务部门每天对相关水厂进行严密检测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针对原水(取水口水质)和出厂水(自来水水质)进行检测，原水在经过水厂处理后，供给市民家中。上海市水务局副局长沈依云也说，他自己敢直接饮用这几家水厂出的水。

而问题水域的原水水质，为什么也会“基本正常”?上海市水务局称，按照国家标准，上海除了对水质的9项常规性指标即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等进 行检测外，目前还有针对性地将猪圆环病毒等微生物指标补充入水质监测指标，并对出厂水增加了猪链球菌、沙门氏菌、大肠杆菌O157、耐热大肠菌群等指标的 检测。检测结果是，9项常规性指标符合国家标准，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为“未检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业专家打了个比方：“就好比你在游泳池发现几只死苍蝇，恶心归恶心，但对水质会有多大影响?更何况黄浦江很宽，又是流动的活水。”

两会刚刚开幕，北京就又笼罩在了新一层雾霾中，3月6日一早，一些地区的PM2.5又飙到近300。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灰霾对肿瘤的影响是肯定的，北京地区肺癌患病率增加了2.42%。“如果在吃饭喝水呼吸都成问题的情况下，GDP世界第一又有何意义?”他希望政府能像追求GDP一样，追求环境的改善，将环保指标变成政府绩效考核重要内容。

他说，欧洲在对1.5万名心脏病人长期观察中，发现每立方米空气增加灰霾10微克，病毒就增加20%;在对300万名新生儿母亲调查中，发现如果呼吸的空气每立方米增加10微克灰霾，所生低体重的新生儿将增加10%;美国26年对18万人的观察中，发现每立方米增加10个PM2.5，肺癌患病率就增加15%—27%，而日本和丹麦也有同样的数据。

“这不是耸人听闻，灰霾对人的神经、内分泌、母体、肿瘤的影响是肯定的。”

而在北京，这个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北京市卫生局发布的2010年的肿瘤防范报告显示，北京男性肺癌患病率达到10万分之76.57，女性达到10万分之48.6，仅次于乳腺癌。“朝阳、丰台、石景山地区患病率最高，在密云、怀柔就比较低。” 他很担心，这样的空气污染若干年后，肿瘤患者会以几何级数增加。

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接受深圳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灰霾对肿瘤的影响是肯定的。“如果在吃饭喝水呼吸都成问题的情况下，GDP世界第一又有何意义?”他希望政府能像追求GDP一样，追求环境的改善，将环保指标变成政府绩效考核重要内容。

“中国人上下一心，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如果政府真正开始治理，百姓努力放弃对环境有害的生活方式，不超过10年，我有信心就会有明显效果。当然，我希望自己那时候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