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部原副部长王晓初谈到“延迟退休遭遇广泛反对声音”这一问题时表示：现在有种社会风气鼓励大家不干活白拿钱，这种情况下讨论延迟退休，那就会出现你尽量让我少干活，多拿点钱的观点。“是不是存在的舆论就是正确的，我觉得未必。”

据内媒报道，阿里巴巴主席马云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出席公司誓师现场表示，今天消灭阿里巴巴容易，消灭假货难。他说：“如果把天猫关了，把淘宝关了，中国从此无假货，那么简单的事我们马上就关。问题是关了没用……麻子照镜子，把镜子摔了，麻子一样还在脸上。互联网就是中国社会的镜子，淘宝就是中国制造的镜子。”

马云称，假货不是阿里巴巴的事情，假货今天是中国的事情，是下一代的事情。假货最大的伤害，就是到了最后，不诚信的人比诚信的人得到要多，就是让创新没有价值，这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伤害。

马云表示，阿里去年12月宣布组建平台治理部，由该部门统一负责电商平台的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打假、打击信用炒作。由此，阿里的治假方式从过去的“横向部门协作”转变为“从上至下强势治假”。在打假和知识产权团队，阿里的投入不封顶；打假团队、知识产权团队特殊化，再增加300个人的名额，如果还不够，那就再增加。

在商界流传的事故里，有一种企业的死亡叫“成龙代言”。代言小霸王，小霸王倒闭了；代言爱多VCD，爱多老总坐牢了；代言汾湟可乐，汾湟可乐没了；代言开迪汽车，全国才卖九百多辆；代言霸王洗发水，被查出霸王致癌了；代言思念水饺，被检出含病菌而下架了；代言日本三菱汽车，结果发生召回事件……。

实际上，成龙还代言过格力电器，开始于2010年2月初格力在的一则广告片。近日，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原来成龙代言格力，但哪个企业给他代言都死掉了。格力也给他代言了两年，但格力没死。”

董明珠还表示，“有些企业追究成龙，说他代言把企业代死了。但企业的生死不是看成龙代言与否，应该看企业自身的实力。” 董明珠自称，代言是代表着她对消费者的承诺，“有些消费者看了明星的代言，出于对明星的信任购买了产品，结果货不对版。我是企业负责人，我应该出面向消费者承诺。”

2014年年初，格力集团将代言人成龙改为自家老板董明珠。董明珠称，每年花在代言人的费用超过千万，正打算自创手机的格力，宁愿把省下的钱花在制作成本上。

数据显示，成龙在代言格力的四年里，格力呈现出了惊人的增长率，代言当年，格力实现了高达42.62%的同比增长，2011年该项数据为37.35%，2013年为19.44%。

“加入阿里巴巴，我们不承诺你会发财、成功、当官，但是我们承诺你会很倒霉、很受委屈。”3月9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为800余名入职一年内的新员工上了一堂名为“百阿必修课”的公开课。

谈到KPI（绩效考核），马云表示，每个人都恨KPI，但如果没有结果导向、没有效率意识、没有组织意识，就会变成一个梦想者，理想成为空话。

马云还称，最讨厌那些天天说公司不好，还留在公司里的人。“就像老公说老婆不好，老婆说老公不好，又不愿意离婚。”

以下是马云演讲全文：

“是不是玩得太虚了，这就是我们的与众不同”

我们希望阿里巴巴是这么一家公司，希望在中国这个土地上诞生一家对世界经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有贡献的公司。所以我们希望招聘进来的员工，大家都充满这个使命，大家都充满着这个理想，大家都是一起团结，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分歧，但是最重要的是点点滴滴把它做下去。

所以你们可能听了这些以后，会发现公司是不是玩得太虚了，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与众不同之处。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公司不愿意加入，没有关系，听了今天以后，你可以辞去，阿里巴巴的门应该永远要打开，很容易出去，但是很难进来。大家记住，要容易出去，很难进来；如果说容易进来，很难出去，那是监狱。

我们这家公司未来的85年，我们依旧会按照这样的路线往前走，强大的理想主义加上现实主义的结合，形成我们对于未来的思考、对于世界的思考。

“阿里巴巴不是一家中国公司”

我想还是跟大家讲，公司的使命驱动，至少我在这个公司，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坚持这家公司使命驱动，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让这家公司以价值观来管理自己，强化文化。

我们这家公司走的路线也很独特，我们这家公司，我们第一天在湖畔花园的时候提出这句话，叫做“东方的智慧、西方的运作、全世界的大市场”。我们这家公司诞生在中国，阿里巴巴诞生在中国，但阿里巴巴不是一家中国公司，我们当然也不是美国的公司，人家说阿里巴巴是一家什么公司，我们的股东有世界各地的，我跟大家讲，阿里巴巴诞生在中国，但是它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

“没有KPI的理想就是空想”

每个人都愿意停留在理想之中，每个人都恨KPI，但如果没有KPI、没有结果导向、没有效率意识、没有组织意识、没有管理意识，那么我个人觉得所有的理想都是空话，我们就变成一个梦想者，胡说八道。

天下没有完美的组织，为什么？很简单，要想走得快，那你就一个人走，你要想走得远，那就一群人一起走。要一群人一起走，一定要有组织，有组织，一定有时效率不会高，只是组织与组织之间比赛谁效率更高而已。

“第一大产品是员工”

我们希望的第一大产品不是我们的淘宝，不是我们的天猫，不是我们的支付宝，也不是我们的云，也不是我们的菜鸟，我们第一的产品是我们的员工，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员工强大了，我们的产品自然会强大，我们的服务会做好，客户才会满意。

以前挖我们员工的人很多，那时候我们还在华星大厦，曾经开到四倍工资，只要阿里人能去，给四倍工资，我们一个员工也没去。

“讨厌那些天天抱怨的人”

我们喜欢的人，是提意见、有建设性意见、并且有行动的人，我们讨厌那些天天抱怨的人，我们不喜欢这些人，无论在内网、在外网，我们最讨厌那些天天说公司不好，还留在公司里的人。

就像老公说老婆不好，老婆说老公不好，又不愿意离婚，我们门是打开的，我们愿意听建议、批评，但是要有行动，大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度过难关，而不是碰上灾难麻烦的时候，大家都是互相说你的错。

“利益一定是自己打下来的”

前几年争论了很久，有些东西我们跟其他公司不一样。我反对有大巴车班车上下班，不是因为买不起，员工如果没有车，那去挤地铁、去挤公交车、去骑自行车，保证自己上班不迟到，所有的公司、所有的优秀员工都经历过这一点。

我告诉大家，即使有班车，迟到的人会更多，放下工作的人会有更多，我们不是在乎加班这点工作，我们在乎的是你是否在乎你的工作，如果你在乎、热爱你的工作，你会早起。

阿里人记住，利益一定是自己打下来的，没有人的奖金、没有人的收入是别人给你的，而是凭自己的努力。业绩、市场是打下来的，没有人给你们，成绩也是努力出来的。我们为努力鼓掌，为结果付报酬。如果你有结果，wepay（我们买单）。如果你很努力，没有结果，我们鼓鼓掌，也很好。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已经下达了全面推进营改增的总攻略，作为主攻部队，我们一定奋勇当先，攻坚克难，务求全胜，保证5月1日顺利落地。”3月11日上午，国税总局局长王军在“部长通道”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营改增”会确保所有行业的税负只减不增。

王军表示，为了推动营改增在5月1日顺利落地，会尽心尽力快出方案。同时，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已经制定了任务书、路线图、责任状，倒排工期，将彻底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尤其是对接纳税人的最后一公分。第三，国税总局将尽心尽力帮助企业，全面培训、全程咨询、全力服务，国税部门将在全国各地的纳税服务厅开办营改增的绿色通道，还将6月份的纳税申报期的截止日由6月15日延长至6月25日，以方便纳税人。

同时，针对“营改增如何确保企业的税负不增加”的问题。王军表示，这点请大家放心，因为有“三个保障”。

第一个保障是政策有保障。在实施方案当中，已经考虑原则上延续过去的优惠政策，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和情况，新制定了一些过渡措施，以确保所有行业的税负只减不增。“我给朋友们透露一个小信息，就在前几天，我还和财政部的楼部长一同商量，还想建议再给一个行业一项新的过渡措施，以保证他们的税负只减不增。”王军说。

第二个保障是预算有保障。今年的预算报告安排税务部门组织征收的收入数已经考虑了营改增的减收数。

第三个保障是执行有保障。“八十万国税、地税干部在脑子当中已经把依规减免税同依法征好税作为我们两项同等重要的基本职责之一，而且不收过头税，是一条不能踩踏的红线，请大家监督。”王军说。

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副主任马晓伟和副主任王培安就“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李斌表示，要保障女职工生育后能重返工作岗位。

李斌说，增加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满足新增加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在这方面，教育部门已经在做安排，提出来要大力增加公立的幼儿园，同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各地也要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机构的建设，鼓励以社区为依托，兴办托儿所，也鼓励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包括我们现在的幼儿园能不能向下延伸一下，通过幼儿园来直办托儿所，支持女职工休完产假一段时间以后能够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同时加强月嫂、婴幼儿看护人员的培训，增加社会这方面人力的供给，推动在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设置母婴室，方便妈妈们母乳喂养。这两天我看在代表委员中也提出这样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都非常好，下一步我们都要推动落实。

据报导，旁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体会议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长尹蔚民9日在经过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时说，目前网络上流传的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和计算公式是一种误读，不同群体退休年龄起始点的计算公式同正在起草的方案还有一定差距。

尹蔚民介绍，将在今年适时公布有关方案，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7日（星期一）9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部长助理许宏才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楼继伟表示，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不公平的。以下是文字实录：

楼继伟：

我们多次上调过工薪所得税的费用减除标准。刚才说的起征点，精确地说，是工薪所得减除的费用标准，听起来就比较别扭，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和绝大多数国家不一样，我们实行的是分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只是对工薪所得有一个基本费用减除标准。那么应当实行综合所得，而不是说对工薪所得的费用标准，是综合的减除标准。那么带来一个问题，要不要再提高起征点？我记得我去年就回答过，简单地提高起征点是不公平的，一个人的工资五千块钱可以过日子过得不错，如果还要养孩子，甚至还要有一个需要赡养的老人，就非常拮据，所以统一减除标准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除标准就不是一个方向。

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网易财经邀请了专家现场直播为我们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国际上来讲实行的是扁平化税，单一税，你挣3万元，30%都交税了，只剩下2万块钱，对人工作积极性打击是非常大的，的确，很多人都会逃税，尤其别的收入比较高，企业收入基本为零，他不用交个人所得税，这是很高的事，全部变资本金投入了，觉得挺好，但实际上他逃税了，这样就变成了工薪阶层交了很多税，所得税变成了工资税，我觉得这是管理上和政策原来就有问题，这方面交个15%、20%顶多了，单一税率比较好。

以下是文字实录：

网易财经：转型也好、就业岗位也好，网友最关心的可能是个税的问题，之前个税起征点是3500，这次两会有委员提出个税起征点应该提到5000，几位怎么看?

王雍君：其实很多年以前我就有一个基本观点，理想和现实可行是不一样的，理想是全民纳税，所以应该把起征点搞低一点，更多人纳税，体现所谓的公平，但其实这恰好就是不公平，因为征管资源有限、能力有限，全民纳税或大多数人纳税造成的结果就是那些纳税大户你管控不好，结果那边流失的更多。

很多年前我就讲，我们一开始就应该把个税起征点弄得高一点，现在我一直认为偏低，就算提到5000元，我认为还是偏低，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基本的生活需求，还有抵免，人性化抵免，比如医疗、交通、教育培训、孩子，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扣税不能影响你的基本生活，就要设比较高的起征点。

为什么累计计入比较好呢?因为统一起征点和免征额让那些中低社会阶层的人受益，能够比中高阶层的人受益多，说简单点，穷人受益多，正因为这个原因，起征点很关键，如果搞到5000，我认为还是有点保守，而且还要区分一点，各个地方生活费用不一样，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5000起征点太低了，除了必须的生活费以外几乎剩不了什么钱，所以在生活费用很高的城市里，5000起征点的税收意味着侵害了你的基本生活。

但在农村又不一样了，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生活费用都低很多，所以对这个问题国家应该有一个全国统一最低标准的起征点，同时每个省，甚至二线三线城市可以在规定幅度适当下调，考虑每年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做一些适度调整，比如通货膨胀如果增长很高，那么起征点就应该适度提高，某种程度上这叫做指数化，需要更多解释，我只讲一个道理。

毛寿龙：国际上来讲实行的是扁平化税，单一税，你挣3万元，30%都交税了，只剩下2万块钱，对人工作积极性打击是非常大的，的确，很多人都会逃税，尤其别的收入比较高，企业收入基本为零，他不用交个人所得税，这是很高的事，全部变资本金投入了，觉得挺好，但实际上他逃税了，这样就变成了工薪阶层交了很多税，所得税变成了工资税，我觉得这是管理上和政策原来就有问题，这方面交个15%、20%顶多了，单一税率比较好。

另外起征点也别太高，原来我说8000，全国起征点8000，地方可以做点调整往下降一点，为什么?北京起征8000都低了，在宁夏、青海，估计2000都高，因为他没收入，没收入就相当于本地一点财政收入都没有，不可能一点财政收入都没有。

王雍君：咱们要特别强调一下标准扣除，比如医疗、养老，有几个家庭成员，要做好人性化的标准扣除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些问题，特别是中低群体。

王军：我有两个基本观点，刚才两位老师讲得很细了，一是要算经济账，是不是要按照家庭成员来扣除，我们国家差异这么大，我不了解其它搞联邦制的国家，比如美国，是不是每个州都有不同的所得税率，这个可以探讨，要算经济账，要算税率的调节作用。

另一方面恐怕还不单单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所得税的调整是民心工程，把调整调高了，少收一些工薪阶层的税，也有学者专门测算过，少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可能更有利于我们的民心，实际上也有利于我们当期的稳增长，因为交的税少了，扩大消费的可能性基础也扩大了。

王雍君：这个观点和起征点、扣除额适当提高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老是讲调节财富的分配，其实统一点和比较高的起征点和扣除额就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但我们对这个工具用得不大好，就产生了毛教授讲的问题，工薪阶层作为了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主力，回过头来又违反了我们设计所得税的初衷，所以理想和现实真的是两码事。

毛寿龙：尤其落实到管理，抓手很少。

个税起征点调整在全国两会上再度被提起。据悉，2011年我国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自2000元调至3500元后，个税起征点连续5年"岿然不动"。这几年来，房价、物价不断上涨，个税起征点是否应该再调高?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华工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沙振权提出，在目前的物价和消费水平下，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才比较合理。

个案

工薪族：每年纳税近千元压力大

在广州某保险公司工作三年的徐小姐向记者"晒"出的工资条显示，她月收入6000元，年缴个税780元左右。

徐小姐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工作，与朋友一起租了一套三居室，每月租金1000元，水电费、物管费200元。每月实际到手工资5135元，刨去吃穿用度的必要开销，此前每月能结余数百元。

今年，徐小姐感到"压力山大"，觉得自己日常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她说："我租的房子开始涨价，月租金去到1400元。毕业三年过去了，感觉什么都在涨，就是工资不涨。菜价涨了，吃饭成本高了，连买衣服都比以前贵很多，每个月衣食住行的花销比过去高了15%左右，基本上每个月存不了什么钱。现在看，我每年交的个税去到千元，也够我大半个月房租了。我们这些工薪一族压力太大了。"

高薪族：家庭开支大月薪3万也"月光"

相比工薪阶层的徐小姐，工作12年的洪女士可算高收入上班族。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她经过多年打拼，税前月薪达到3万元，令不少人羡慕。但提起收入，洪女士也是有些无奈，"我们家有车贷、房贷都在还，每月车贷5400元，养车1500到2000元，房贷2000元。还有一个正在上幼儿园的女儿，仅每个月学费这些开支就也有2000多元，加上一大家人吃饭、日常衣食住行开支等等，每个月平均开支有2万元。本以为3万元的税前工资能应付得过来，但扣税都能扣5000多元，基本是没有什么结余的。"

洪女士认为，"我虽然是别人口中的'高收入'，但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硬性的基本开支摆在那，我觉得征税时应该考虑以家庭为单位减免这些必要的开支，减轻一下我们纳税人的负担。"

两名上班族的生活账单

工作3年的徐小姐

月收入(税前)：6000元

月缴个税：约65元

每月花销：约5000元

每月结余：基本没有结余

工作12年的洪女士

月收入(税前)：30000元

月缴个税：5000多元

每月花销：20000多元

每月结余：基本没有结余

数据

广州CPI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个税起征点不变的情况下，衣食住行的物价指数却在上涨，"叠加效应"导致许多市民交税后能存的钱越来越少。数据显示，2015年广州全年CPI上涨1.7%。从全国范围来看，2015年，广州CPI同比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涨1.4%)0.3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上涨1.5%)0.2个百分点。

从具体分类看，广州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六涨二降"，其中，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上涨3.7%、食品类上涨2.6%、烟酒及用品类上涨2.4%、衣着类上涨2.3%。

建议

中山大学教授林江

11种收入建议改按大类征收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教授林江认为，"国家从2011年调整个税起征点到3500元至今没有改变，也是因为个税起征点的'标准线'难定。个税起征点调整幅度过低，则没有太大意义，而个税起征点调整过高，或将影响到税收改革的效果。"

林江建议，可将依照目前11种收入的分类征收改为所有收入按大类征收，"分类征收对一些纳税人不利，比如对于以稿费收入计算纳税额的群体，即使稿费收入是每月的主要收入，也按照偶发收入征收20%的税，如果今后并入大类，按照工资薪金的收入划分税率，就可以减轻负担。"

林江同时建议，将税收累进的宽度拓宽，"目前的税收税率累进标准分为7档，这导致中产阶层赋税较重。今后可适当调整为5级，降低一部分累进税率，也是可行的办法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沙振权

1.应当对个人消费者予以减税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华工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沙振权携《减税收 削预算 确保供给侧改革取得实效》的提案进京。他建议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

沙振权指出，供给侧提供了价格适宜的优质商品，就需要需求侧对这些商品进行消化。为了刺激这部分需求，应当对个人消费者予以减税。"首先应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现行的每月3500元人民币的免征额为2011年修订，距今已经接近五年时间。"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的统计公报，这五年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的上涨幅度都在10%以上，居民消费价格也在连年上涨，其中2011年上涨5.4%，2012年至2014年每年的涨幅也都超过了2%，至今累计上涨幅度在1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个税起征点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状况，需要做进一步的上调，以减少低收入者的税收压力。其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额也应当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情况，例如参考香港，在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对于已婚人士、需要供养子女父母或是兄弟姐妹的人士都有相对应的税收优惠，这样相比于一刀切征个税的做法也更加公平。

沙振权指出，算上通胀等各方面因素，目前将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从3500元提升到5000元是比较合理的。

2.为企业减税以后才能增收

沙振权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减税。他表示，供给侧改革想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就必须要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新兴产业，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但是当前我国企业身上背负的税费负担依然较重，这使得企业对内无法持续性地进行创新投入，对外则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市场价格。因此，他建议，要减轻税费负担，为中小微企业"减负"。

当前我国企业需要上缴的税费种类多、税率高，企业除了要承担增值税、消费税之外，还有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其他附加税等等。沙振权说，"现在减税是为了以后的增收，一旦供给侧能够活起来，经济这块蛋糕就会越做越大，政府的财政收入自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

在建议政府为企业、个人"减负"的同时，沙振权还建议，减少财政支出，特别是要加强科研经费的管理。

今年，我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二孩政策完善成为关注热点。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贺优琳等提出了对生育进行奖励补贴以及延长产假等建议。

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下

代表建议奖励二孩生育。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山纪念中学原校长贺优琳在建议中提出“能生”是否“敢生”？据他了解，实行了三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改变了一些中国人的生育观。根据1980年以来的200多次生育意愿调查，中国人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下，目前生育意愿大致在1 .6—1 .8之间。由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落差，实际的总和生育率更低。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 .2左右。从2014年初开始到20 15年年中，一年多的时间，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妻中仅有13%左右申请了再生育。

贺优琳强调，特别是再加上难以解决的学位紧张，日益飙高的学前教育收费，婚育的机会成本和生养的抚养成本过高，以及男、女产假问题，女性就业问题，这些都成了想要生二孩的父母面前的一道道“大坎”。

贺优琳表示，建议对生育进行财政补贴奖励等优惠政策，借此可以减少生育的成本负担，减轻生二孩的家庭经济负担，增加民众生育意愿。

贺优琳还建议将产假延长，女方二孩产假时间要比第一胎长一个月。保障各种福利，延长男方产假。完善整个社会的配套服务，例如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婴幼儿提供优惠甚至免费的身体检查等。

为女工强制购买生育险

还有代表关心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目前，生育保险非强制性，对于参加生育保险的用人单位，女职工生育期间的生育津贴（即产假工资）是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的；而没有参加生育保险的用人单位，女职工的生育津贴需用人单位承担，一些用人单位为节省成本，不为女工缴纳生育保险费或干脆不招女职工，甚至一旦发现女职工怀孕后想方设法将其辞退，生育保险非强制性这一规定导致生育保险覆盖率低。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知识界人士联谊会会长、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就建议国家政策规定生育保险为强制性购买保险，加大财政投入，根据企业生育保险申领情况，给予企业税费减免，填补产假员工替代人手的工资，以补偿企业付出的成本。

此外，朱列玉认为，提前谋划布局幼儿园和小学建设，确保不会出现入托难、入学难等问题，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发展普通家庭可以负担的公共托幼服务。贺优琳也持类似看法，他认为，建议政府做好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服务，营造一个愿意生二孩的社会氛围。比如，提高教育的投入，降低养育成本。办好学前教育，把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形成以公办为主体，政府主导，少量高端民办为辅助的学前教育体系。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国家实行12年义务教育。

加上难以解决的学位紧张，日益飙高的学前教育收费，婚育的机会成本和生养的抚养成本过高，以及男、女产假问题，女性就业问题，这些都成了想要生二孩的父母面前的一道道“大坎”。

———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山纪念中学原校长贺优琳

2月29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介绍：“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已经出来了，还要按照相关程序报经批准后才能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今年肯定会拿出方案。

尹蔚民介绍，延迟退休方案遵循三个原则，一个是渐进式原则。他举例说：“5年后你如果是60岁退休，方案实施后，可能是60岁零3个月；另一个人第二年退休，那5年后可能是60岁零6个月退休。”

其次，尹蔚民表示，国家将会对不同群体，针对其特点制定出区别对待的延迟退休方案。同时，尹蔚民表示，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都会广泛征求意见，今年将会公布方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

发布会现场文字实录如下：

记者：

之前媒体已经多次报道人社部等部门开展了养老保险顶层设计研究，请问尹部长，可否介绍一下这项工作主要有哪些内容？能否透露一下目前进展如何？谢谢。

尹蔚民：

大家对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非常关心，社会上对此也有很多的解读。我记得我去年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专门就这个问题做过解答，今天我也很愿意再讲一些看法。首先，为什么要实行延迟退休年龄，说得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现在法定退休年龄不适应这种发展形势的需要。现在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在建国初期，就是60年前制定的，当时的人口预期寿命还非常低，现在已经60年过去了，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预期寿命大大提高，而且再往后看，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快。去年超过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2.2亿，占比已经超过了16%。所以无论是从开发人力资源，还是保持养老、医疗基金的持续健康运行，都需要对法定退休年龄进行调整，而且这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发达国家现在基本上退休的年龄都是在60—65岁，甚至更高。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适应人口老龄化这样一种大趋势的背景下进行考虑，这一点经过这几年的讨论，社会共识正在逐渐形成。

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考虑。第一，小步慢走，渐进到位。每年推迟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再达到法定退休的目标年龄。我举个例子，比如五年以后，你是60岁退休，这个政策施行以后，可能你是60岁零3个月退休，这样大家便于接受。第二个人可能是第二年退休，他可能是60岁零6个月退休，这是一点。第二，区别对待，分步实施。根据我们国家现在不同群体的退休年龄，我们会从实际出发，区分不同群体的情况，分步进行实施。第三，提前公示，做好预告。这个方案一旦出来之后，我们会广泛地征求社会意见，因为这个方案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凡是涉及到公众利益的政策都需要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凝聚社会的共识。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方案，但是我们还要按照相关的程序，报经批准以后才能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原来我们说过时间表，今年我们会拿出方案。谢谢大家。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第一季度）”于2月27日在北京举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出席并演讲。

在讲到金融稳定时，毛振华表示，金融危机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是实体经济本身。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实体经济本身出了问题，当然金融也会出问题。第二是金融系统的波动，金融市场的问题。第三是金融从业者的贪婪。第四是来自于金融政策本身。

毛振华分析称，“从中国来看，很大一块来自于2008年以后的金融政策——‘放水’，危机以后差不多世界上60%的货币是中国制造的，剩下的40%是美国、日本等等制造的，当然会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的扭曲，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

其外，毛振华也强调，过去非常有效的政府调控，目前来看，力量也比较有限了，工具箱的东西越来越少，“典型的是资本市场，不能说救市失败了，但是完全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

毛振华提出四项建议：第一，坚持降杠杆，只有杠杆降下去才能真正改革企业负债水平和负债规模。“杠杆率的上升，应只对流动性负责，不对结构负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市场理念”。去产能方面，应由市场消化，而非政府或者金融机构决定。扩大企业股本是降杠杆的重要手段。

第二，要为企业降低负担，修改劳动法。劳动者的报酬，社保，要通过国家解决，而不通过企业解决。

第三，适时推出土地制度改革，与城镇化发展结合在一起。毛振华认为，改革土地制度的核心是让土地成为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进行流通，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任务。“如果把现有农地全部国有化，给农民发国有土地证，使用权证归农民个人，这对社会财富是极大的重新分配，获得土地产权的农民可以把土地卖掉，政府要管的就是土地性质，农地还是农地，可以进行集约化经营，这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其分析称，“农民拿了地以后可以卖掉，也可以再去买。农民可以拿钱去消费，投资，进城买房子，教育”，以此解决土地的历史包袱。

第四，要加强政府改革。“现在的宏观调控都是在强化政府，而实践证明政府在市场里面起到的都是扭曲作用，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才能起到作用，而现在我们长期使用政府调控手段，使得市场扭曲进一步加大”。毛振华由此引申，“由于过于强调结构性目标，导致政府广泛使用甄别权，使得市场扭曲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加剧”——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首先要解决政府官员权力的来源问题，解决经济生活中利益分配的甄别权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5日在北京发布《小微企业税收政策研究报告》。报告建议小微企业营业税起征点从月营业收入3万上调至10万，这样将带动284万人就业，拉动约0.36%的经济增长。

报告指出，2014年10月，小微企业营业税起征点从营业收入每月2万元提高到3万元。这项措施，虽然政府少了一部分税收收入，但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了，小微企业死亡率从16.82%下降至16.78%。就业人口新增了83万，相当于政府用5万元来增加了一个就业，其成本远远低于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就业的成本。如果将起征点从3万元提高到5万元，将增加96万个就业岗位；提高到7万元，将增加172万个就业岗位。而随着起征点的提升，企业死亡率会递减，当达到10万之后再提高起征点，企业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就趋于平缓。

报告指出，起征点提高到10万元后，将创造2287亿元的社会财富，拉动约0.36%的经济增长。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特别强调，起征点上调至10万元，除了能释放大量就业岗位，还能大力促进创新，提振经济活力。企业税负的减轻，经营成本的下降，能使企业有更多资金进行创新，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从而刺激经济，减缓经济下行压力。

据外媒报道，三星电子移动部门主管高东真（D.J. Koh）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在中国市场最艰难的时刻或许已经结束。

对于三星电子而言，中国市场至关重要，该公司的智能手机此前数年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但目前市场份额已经跌至第六。据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Technology Market Research的数据，三星电子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已经从2013年的20%滑落至去年的7.7%。

高东真去年底晋升为三星电子移动部门主管，这是其身份转变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高东真称，该公司在中国的智能手机业务已经实现稳定，数据将显示“在数月或六个月”后，其在这一竞争激烈的市场将显现反弹迹象。而目前，中国市场被苹果、华为等其他智能手机厂商把持。

在中国智能手机厂商的挤压下，三星电子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率都遭受重创。高东真称，中国市场对三星尤为重要，在过去两年中，其访问中国约60次，并开展市场评估以纠正该公司犯下的错误，尤其专注于三星电子与中国运营商和分销合作伙伴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智能手机用户隐私的问题，高东真认为隐私是“最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拒绝对苹果公司和美国司法部之间的争议进行评论，称其不清楚事情的细节，因此不便介入。三星电子的发言人则表示，该公司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在法律的框架内会进行配合，但是任何法律层面的强制性“后门”可能将损害消费者的信任。

首富王健林眼中，未来最吃香的三个行业是什么？

王健林已经是这个星球最成功的中国商人之一，在带领万达完成十年高增长，从大连走向全世界之后，这位小个子首富如今还在为这家企业未来十年和二十年规划。在万达最新的目标中，万达要摆脱过去的房企形象，成为一家多元化的综合服务类企业。

中国房地产黄金十年散场，愈加复杂的市场环境，不断攀升的风险和愈加狭小的利润空间让万达不得不转型。王健林希望，万达能成为一个像苹果、微软这样，一说出来全世界人都知道顶级品牌。

梦想如何实现？王健林似乎已有规划。通过他此前在一所世界顶级学府，面对年轻学子们的一场问答对话，或可一窥这位首富心中所想，以及他看到的财富机遇。

以下问答对话援引自万达集团官方微信公号：

问：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打造了万达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企业，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王健林：你说我算很成功吗？我觉得我自己还在路上。我给自己成功的定位，就是要把万达带到世界超级企业，或者说进入世界500强的前十名，这就是我的梦想！把万达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国际知名品牌。

现在万达在国际上有一点知名度，但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国际品牌。我希望当大家说出万达时，就像美国的微软、苹果、沃尔玛等等，一说出来全世界人都知道，为中国的民族企业打造一个顶级品牌。这就是我的梦想。

什么时候能做到？快一点四五年，慢一点七八年。达到这个地步，我就退休，就用我赚到的更多的钱去实现我的下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就是把中国的扶贫事业做得更出彩。我已经在中国贵州“承包”了一个县，十几万人口，我承诺五年让全县的人均收入翻一番。如果简单来说的话，直接给钱就得，但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扶贫模式。所以如果万达成为真正的国际品牌，我下一个梦想就是做更多的慈善事业。

问：您退休以后希望别人记住您哪一点？

王健林：我希望退休后大家别恨我就行了，而不是记住我。中国的文化，你希望大家如何爱你，怎么记住你，恐怕比较困难。现在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转型阶段，人也比较浮躁，都想发财，但是又有些仇富。将来退休后，如果大家记得我这个人是个大慈善家，而不是大企业家，做了一些善事，我就觉得很安慰了。

问：您刚才一直提到我们国家正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阶段，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这些这几年要毕业的学生一个大概的建议，就是在这个转型的阶段我们有哪些机会，或者说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机会，我们到时候回国去发展。

王健林：中国最大的机会在服务业，不是传统服务业，开个饭馆，做个裁缝，而是现代服务业。具体说，我个人认为三个行业是最有希望的。

第一个是娱乐产业，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只有7%左右，但是娱乐业的增长连续六年40%以上，今年超过50%的增长，娱乐业在中国一定是有远大前途的行业。

第二个是体育产业，体育产业在中国只有两三百亿美元的收入，要做到美国现在的规模，还有几十倍的增长空间，现在中国人都追求健康、长寿，体育产业绝对有大前途。你如果能学会体育营销、体育经济、体育传媒等等，那一定不愁找工作，我们现在找这样的人都找不到。

第三个就是旅游行业，特别是线上线下结合的旅游，中国叫O2O，不是单纯线上公司，也不是单纯线下传统的旅行社，而是将目的地、线下渠道、线上融合一体的创新的旅游行业。

这三个行业，起码今后十年之内，收入都会处在大幅增长的阶段，不管你原来学什么，不一定是学以致用，进入这三大行业就有大钱赚。

谁不想工资越挣越多？但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看来，最近八年，我国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国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2月19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楼继伟说：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严重不足，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伤害的还是劳动者。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长期时间内，我国工资增速是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最近几年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我认为这是对过去长时期工资增速慢的弥补。”

工资增速超劳动生产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其中，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均超过GDP增速。

专家称，工资增长率至少要高于物价增长水平，否则居民的日子会越过越差。工资增速跑过GDP增速，说明老百姓分享到了更多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央的要求是‘两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要同经济发展速度同步，工资增长速度要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当然，如果工资增速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是不可持续的。”苏海南说。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我们一直说要提高工资收入，但推得太早了。”

劳动生产率是对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数量的衡量，如果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意味着企业支付的劳动成本将超过企业收益，如此一来，企业竞争力下降，工资增长也无法持续。

苏海南对记者说：“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市场供给总量开始下降，不少地方还出现用工荒，这是促使工资增速加快的因素之一；同时，为弥补以前工资增速偏慢，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曾长期增长慢，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也推动了工资的增长。”

苏海南认为，近些年来企业成本提高确实很快，对此要全面分析其原因。他说：“有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的企业成本只比我国高了3%，但是美国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的好几倍。这说明我国企业成本中，劳动力成本仍不算很高。我国企业成本近些年提高快，主要还是流通费用、原料燃料等费用以及税费偏高等造成的，不能简单归咎于工资水平增长过快。未来还是要坚持‘两同步’原则，把工资增速控制在与劳动生产率增速持平的范围之内。”

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要从依靠扩大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全要素增长率上来。但是楼继伟却在上述演讲中说：“我们在新常态之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比较慢。”

其中的原因，在楼继伟看来，我国劳动合同法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

另外，在楼继伟看来，法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职位的保护，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也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力量。

“企业要支付大量成本，来提高工人职业技能。但是企业不愿意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因为职工可以以任何原因走人。企业把员工培养好了，员工就可以走了。企业如果要让他们走，要支付大量费用。”楼继伟说。

一位民法庭法官称，现在80、90后劳动者劳动关系稳定性较差，自《劳动合同法》2008年实施以来，其所在法院受理的劳动纠纷中，35岁以下的劳动者比重也不断增大，从2013年38.49%增大到2014年43.3%。

在演讲中，楼继伟说：“我认为下一步应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劳动合同法需要保护劳动者，但也要平衡好两者关系，既要保护劳动者，也要保护企业。”

对此，苏海南对记者说：“《劳动合同法》本身的立足点主要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是基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权益明显受损这一大背景。当然，当前面对经济下行，我们应研究如何增加用工灵活性，让劳资双方平等协商、抱团取暖、共渡难关。这与劳动合同法并不违背，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就这么做了，今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目前中国经济大量下行的情况下，大量企业面临倒闭，甚至关闭破产情况下，只有通过减税才能搞活企业，保持和培育新的税源，才有望在将来增加财政收入。”2月20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在证券市场周刊第十五届“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如此表示。

韦森认为，2015年减税一直期盼在公报没有讲到，中国到底减税了吗？2015年财政收入无论是实际还是名义增速都高于GDP增速，这意味着整体税负并没有下降。

韦森表示，中国商业税收非常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情况下所有宏观政策应当是指向微观企业，放松货币政策降低实际利率，减少企业负债的还款负担和融资成本。通过汇率的浮动来增加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竞争力，更需要减税。

以下为韦森发言实录：

主持人：谢谢宋老师。接下来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演讲，大家掌声欢迎。

韦森：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好，非常高兴非常荣幸第一次参加这个会，本来应该另外一个经济会，但是证券周刊要我过来在这里，大家知道研究领域是比较经济学，宏观我不懂，今天于总协调一下，宋老师讲货币，我讲财政，财政我也搞不懂，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几年一直讲的，减税：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缺环。

首先大家知道供给侧改革好像提了减税，为什么缺环，去年12月份公报，公报没有讲减税，他只是在讲到五大内部之中内部降低成本，展开降低实体经济，另外只是讲到进一步清理各种不同的税费，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只是研究，并没有增减税列入我们下一步。

确实是大家知道社会各界特别企业界呼吁减税比较大，确实有一个动作，财政部减税实现营改增，昨天好像是去年10月份国务院会议对于双创企业，创新企业进行免税，昨天又发出来一个消息是说，我看到是全国双创减少5000亿，加起来是8000亿另一个消息去年开始煤炭开始启动，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财政部调整减税政策，大家昨天正在开5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办主任讲这么一句话，他在批评财政部门，财政部门不能因为怕减收不愿意降低税率和费率，为什么缺乏？去年一直期盼着，中国经济下行情况下，人民币要贬值另一个减税，8月11号确实减了，我觉得我也同意大家今天的会议，我认为是偏谨慎，减税一直期盼在公报没有讲到，中国到底减税了吗？好像营改增减5000亿，双创减8000亿，另一个从理论来讲应该减税，增值税有人在骂，是很流氓的事，不管赚钱不赚钱，只要有交易就增税，这一点我觉得供给侧改革是矛盾，到底是减税没减税，讲财政预算的时候讲。

2000年之后我们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每年是两倍，两倍，大家看一下看下面这个就行了，这个图去年大家看一下GDP增速是6.5，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财政税收是8，税收增长速度是8是减税吗？实际完成是8.6，2014年，去年7.5，你GDP是多少？是7，又大于1，叫减税吗？实际完成8.4，我们实际增长率不到5，那这个你的税收按当年价格计算，你这个实质上我们8乘以5，才知道税收弹性，我们税收在增加，所以减税仍然是供给侧改革说法，供给侧改革税收在增加，这叫供给侧改革吗？

另一个这个图大家看到几年一直高速增长，一直2012年2014年翻了将近20倍，城乡收入不到6倍和7倍，你知道我们财政收入是增加，现在我们经济在下行，财政收入还在上升，是8.6增长收入增加，这是供给侧改革吗？一直怀疑这个问题。

另一个大家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说不考虑供给学派经济学主张，宋老师讲到汇率问题，我们看一下外贸出口，经常账户盈余增加，我们每个月的出口都在下降，并且这个进口，因为下降更快，中国经济确实是，你想投资在下降、销售在下降，外贸出口在下降，你怎么供给侧改革，我觉得增加出口，增加中国企业，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应该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一个首要要考虑一个选项。

出口企业四大挑战，一个是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虽然8月11日我们是贬值，贬值之后其他国家比我们贬更多，实际上人民币相比我们还在升值，进一步贬值玄想，融资成本仍然居高不下，企业税负很重。

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企业税只要是流转税，我们增值税是最高的，应该是证券公司做的，另外大家看一下企业税也过高了这个商业利润比例中国最高，原来韩国比我们低得多，所得税这么高还不到我们一半，中国商业税收非常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情况下所有宏观政策应当是指向微观企业，放松货币政策降低实际利率，减少企业负债的还款负担和融资成本。通过汇率的浮动来增加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竞争力，更需要减税。

企业来看中国企业税负很重，大量企业根本转不到钱，抑制央行货币政策作用，所以只会吹高资产泡沫，加杠杆而不是减杠杆，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个因素。

另外在目前中国经济大量下行的情况下，大量企业面临倒闭，甚至关闭破产情况下，只有通过减税才能搞活企业，保持和培育新的税源，才有望在将来增加财政收入。

宏观赋税相当高，贾康说法也在37%以上，40%以上，这没有说的，大家看一下领袖一个注意到没有，就是说看一下这个图，政府财政存款不断攀高，一方面减税不减税，尽管我们李克强总理连续三年每年都要下几个文件盘活资金，但是央行越盘越高，结果是什么？每年年底突击花钱，另一个大家知道实行八项规定以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很大，7000多万人口供养，比例并不高。

基本想法是要考虑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减税才能促进企业增加外贸出口、增加就业，才能提高居民消费比例，转变经济增长。现在减税未来才能增加税收，减税不仅仅财政部门税，关键是你政府工作部门你每年定财政收入增长目标都大于一定增长目标，什么时候税收弹性小于一才叫减税，基本上我对中国经济看法。

“公司大了，就像一个人已经200公斤，你还让他身轻如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360已经是一个6000多人的团队了，公司的越来越大对我们形成了很大的挑战。但我们又不能沦落成一个大公司，繁文缛节，文山会海，程序复杂。”2016年1月26日，在360年会上，面对这个挑战，360公司董事长兼CEO周鸿祎是这样说的（节选）：

每次开年会我和老齐都很纠结，心里是悲喜交加。喜的是看到这么多同事，公司日益壮大，按世俗的观点，就是公司越来越大了，其实我蛮悲伤的，因为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从前我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经常能和大家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今天很多员工一年只见过一次。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我不知道怎么让一个大公司还能像小的创业企业那样去运转。

所以，我经常在想说，怎么能让公司做到今天这样的规模，保持创新，保持创业文化，我们试图引入各种各样的高管，试图引入各种各样的培训，试图引入各种各样薪酬制度，但好像看起来很多东西都是矛盾的。

就像你公司大了，就像一个人已经200公斤，你还让他身轻如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今天公司几乎别无选择，我和老齐两个人保持了创业文化，我们是天生的创业者，但确实很多创业的做法简单地把它复制到今天6000人的队伍，对我们俩确实是个挑战，但我们又不能沦落成一个大公司，繁文缛节，文山会海，程序复杂。

因为业务凑合着还能苟延残喘，但在今天创新的业务和旧的业务上我们都面临着二次的创业和二次的创新，如果创新的团队不能够有一种机制，能够像创业者那样真正地去思考，去塑造它团队的文化，那我刚才说的所有东西都将是泡沫，都将是空中楼阁，因为战略不仅要能想到，还要能够做到。

过去的做到是靠我和齐向东我们俩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一杆子插到底，甚至事必躬亲，很多事情呕心沥血，甚至检查到每一个细节才换到这个执行力。但今天我们面对6000人，最近我开了一次新年的业务会，就听一个业务部门汇报半小时连续开了两周。

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张车伟的报告，目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走低，与居民收入中个税、社保等扣款比例持续上升有关。个税沦为了工薪税，丧失了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而高收入者通过经营收入可以少交个税。

“城镇单位雇员扣了税之后实际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一。”2月16日，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张车伟，在2016年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的发言语惊四座。

根据他在当日社科院论坛上发布的报告，目前劳动者工资中有26%因为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保扣款等变成了不可支配收入，这使得实际最后居民获得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放慢

根据他在当日社科院高端智库论坛上发布的报告，目前劳动者工资中有26%因为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保扣款等变成了不可支配收入，这使得实际最后居民获得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

据悉，从2012年开始，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放慢，2013-2015年实际增速分别为7%、6.8%、6.6%，分别低于同期7.7%、7.3%、6.9%的GDP（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但是与此同时的个人所得税却在快速增长。2013-1015个人所得税缴纳增速分别为12.2%、12.9%、16.8%，呈现明显加快的情况。这与GDP和财政收入放慢形成了鲜明对比。2013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7.7%、7.3%、6.9%，同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别为10.1%、8.6%、8.4%，均呈现放缓的态势。

2015年全国个人所得税缴纳8618亿元，不出意外，2016年个税缴纳有望超过1万亿元。

个人所得税为什么迅猛增长，主要来自城镇居民的收入扣缴。

根据张车伟的报告数据，1988年开始，居民名义上的劳动报酬水平，与实际最后拿到手的居民可支配的劳动报酬水平差距越来越大，2014年劳动（名义）报酬是居民可支配劳动报酬的1.5倍。

所以居民可支配的报酬增速低，与城镇单位职工工资中各项扣款比例增长有关。1998年个税和公积金等扣款占全部工资比例不到5%，2014年狂飙至18.7%。

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是工薪阶层，其中1.7亿的城镇单位雇员是主体。这是城镇居民收入日趋走低，且低于GDP的原因。

建议提高劳务类个税起征点

张车伟认为，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已经丧失。

因为从现在的情况看，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工薪阶层在缴纳，个税也就成了工薪税，由于缺乏家庭征收纳税的视角，居民实际收入在劳动报酬的份额偏低，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这实际上加剧了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平衡。

根据张车伟发布的报告，中国城镇居民劳动报酬实际可支配的所得，占全部劳动报酬的比例也在持续大幅下降。

比如在1998年以前，单位缴纳的社保基金、雇员缴纳的是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和个人所得税，全部加起来，占不到劳动报酬比例的10%。但是从1999年开始，上述四项加起来的比例不断上升，到2014年时，上述4项占全部劳动报酬比例为25%，其中个税为3%，住房公积金为6%，雇员缴纳的社保为4%。

由于中国的个税采取累进税率（超过4500-9000元部分税率20%，8万以上税率45%），所以高收入者一般采取扩大经营收入的方式进行避税。研究发现，居民月工资13881元，工资性收入只占3%，以经营性收入为主。而以经营性收入为主的人，可以将各个开支打入企业运营成本，从而避免纳个税或者不交税。

张车伟建议，下一步个税改革除了要按家庭征收外，需要尽快实施分类的原则，比如分为劳务类、经营类、财产类等等缴纳个人所得税。

“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大幅度地提高劳务类的起征点，减轻劳动者的负担，实施“放水养鱼”的政策，这是我国不断地推进经济结构转型，甚至供给侧改革，以提升内需的一个观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