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奇葩”并不是绝对的贬义词,但反映出一些实习生的行为或言语“不合时宜”
95后的实习生不仅自己想法独特,个性独立,更是将实习单位当做了和父母抗争的“战场”
大多95后不喜欢被父母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父母的介入对孩子的实习和就业是一种“负面的外在因素”
暑期已至,一大拨儿实习生再次涌入各种公司与单位,这让不少人“见识”到了95后大学生的前卫思想和不同于往常实习生的办事风格。在这些占领职场的95后实习生中,越来越多的奇葩人和奇葩事也让“95前”的员工们“大开眼界”。
在实习单位里,95后们展示出他们不同于前辈的“敢说敢干”,也让老员工时不时的“一脸懵”。在网上,关于奇葩实习生的吐槽文章层出不穷,白领们在分享自己“遭遇”的同时也在感叹:“是他们太奇葩,还是我们太保守?”
“端茶倒水”已成过去式
这个暑假,不少“95前”感受到了95后满满的“自信”。对于95后实习生来说,曾经让老实习生十分尊重的前辈,他们眼里成为了可以“平起平坐”的普通人,这让“95前”感到更加不适应。
上海某广告公司总经理樊珂曾遇到过可以“指点江山”的实习生。
刚过完年,樊珂的公司里来了一位湖北某知名高校的大三实习生。前不久,这个实习生直接来到樊珂的办公室。“他告诉我,我们这个方案有点问题,野心可以更大一些,可以更有扩张性一些。”
身为70后的他在听过这位95后实习生十几分钟的宏观建议后,苦笑着告诉他:“你很有想法,好好表现,我会给你升职的。”
樊珂感叹,现在的大学生很有自信,很重视自己的话语权等各种权利,却忘了人与人之间还是应该互相尊重、互相聆听。“他们总要求我们要听他们的意见,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会听我们在想什么、说什么。”
不能加班,成为了一些实习生们最不能触碰的底线。在浙江省一家私营企业工作的李佳就曾带过这样的一位实习生。
“玩手机、刷网页、吃东西、逛淘宝,这些我都不想提了。”李佳表示,这个公司一般5点半下班,最晚加班到6点多。有几天李佳走得晚,实习生就跑到领导那里质问,为什么实习生还要加班。“关键是我加班,她从没加过班,都是到点就走。害得领导还跟我说让我别为难她。”
2015年,中国青年报微信公号之一“长大大”曾统计过“奇葩实习生”的种种表现,其中包括简历奇葩、穿着奇葩、语言奇葩、想法奇葩、装备奇葩、行为奇葩等诸多方面,虽然“奇葩”并不是绝对的贬义词,但反映出一些实习生的行为或言语“不合时宜”。
北京某网络媒体记者林先生带过几个95后实习生,整体感觉是眼高手低。
“有的实习生刚来就想接触时政特稿、非虚构写作,交流时喜欢刻意用学术词汇或者新兴网络热词。但实际上他们很少读书,整天就是刷手机。做事情时求速成,不够踏实、不够重视基础。”林先生说。
实习也成和父母斗争的“战场”
95后的实习生不仅自己想法独特,个性独立,更是将实习单位当成和父母抗争的“战场”。在父母托关系、找熟人,历经千辛万苦把孩子送进一个自己看好的实习单位后,实习生们却“不吃这一套”。
今年大三的刘莉曾在北京一家翻译机构实习,过不多久,刘莉就觉得很无聊。“实习老师也不会跟我交流,大家都坐在各自的格子间里默默地翻译文章,老师交代好任务就再也没跟我说过话。”
渐渐地,刘莉出现了懈怠情绪。“我每天来回两个小时地铁就为了在这里‘自习’几个小时吗?”接着,她就开始迟到早退,然后以学校有活动为由请了几次假,只顾闷头翻译的实习老师只是说一句“好的”。
之后,刘莉在没有告知父母的情况下就以将要期末考试为由提前结束了实习。“我不是那种能坐得住的人,感觉自己偷懒确实挺不好意思的,提前结束也是为了不影响他们工作。”至于父母,刘莉表示,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证明他们是错的了。
而对北京的陈先生而言,和儿子的这场“实习之战”是以自己的“惨败”而告终。
正在上大二的儿子在北京一所高校读工商管理,为了儿子的未来发展,陈先生托自己的朋友,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络到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市场部的相关负责人,希望公司可以让儿子参加实习面试。
在反复请求和多方努力下,儿子终于有机会参加面试。
“我对你们企业不感兴趣。”儿子在面试时这样说。他转身离开,留下了几位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下来的HR。而这也让陈先生十分意外和气愤:“我为他花了多少心血、多少钱,中间求了多少人,这不是把大家都坑了一遍吗!我还怎么做人!”
儿子却认为这次是成功争取了自己的权益。他向陈先生表示,以前父母总是不和自己商量,就让他干这儿干那儿,有什么异议就被“我是为你好”“我在为你设计道路”这种话顶回去。这次儿子故意这么做,就是为了和父母抗争。
然而,当这些大学生想着如何在“实习之战”中让父母尴尬收场时,另一些大学生却过着“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日子。如今,不少实习生都需要依赖父母人脉才能进入实习单位,而对于父母无法“帮忙”的同学来说,即使出身名校、成绩优异也很难敲开实习单位的大门。
“不在现场”的生活方式导致“奇葩”
事实上,大多数95后开始占领职场时,更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们鲜明的个性、自信的姿态、专业的业务能力,以及不愿被世俗人情绑架的魄力。这不仅是被“前辈”们认可的,也是值得学习和鼓励的精神。然而,少数95后大学生却把这些特质当做任性的借口。
对此,一些高校教师表示,95后鲜明的个性值得肯定,但由于缺乏社会经历,这些大学生在实习中会显得不够成熟、不负责任、过于自我,这不仅需要老师们进行引导,也需要学生们多到社会中历练。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刘树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认为,老一辈人因为家里孩子多,父母在外工作,对于人际交往和社会环境都十分了解,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只知道学习,很少了解学校以外的事。
刘树勇认为,这样的情况造成现在的大学生在接触网络信息后对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知识很有自信,但缺乏社会实践经历,一旦接触到真实职场就变得受不了委屈和质疑。
对此,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也认为,在了解认识社会、处理人际关系方面,95后非常缺乏相关能力和意识,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是网络等高科技的发展。
“对于95后来说,很多事情足不出户都可以在网上解决。”在张宝义看来,这种特点让他们与社会的接触比较少。“由于长期在一种‘不在现场’的状态下与人交流和处理问题,一旦到了复杂真实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就很可能不知道怎么妥善处理问题,怎么巧妙地把话说好。”
此外,特殊的成长环境让95后普遍缺乏为他人考虑或者服务的意识,而这一点恰恰是最让更年长的老职场人不能接受的。张宝义表示,95后的自我意识很强,基本上完成了既定任务后不会去想着过多地表达对年长者或上级的尊重,更谈不上付诸实际行动给予帮助了。
在他看来,95后相比于80后等年长一些的青年,优势是创造力更强、想象力更丰富,在当今市场化大潮的大背景下他们的这种优势比以前更能得到认可与承认。相比过去,懂礼貌、会为他人考虑等品质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对于很多父母会帮助孩子找实习或工作的现象,张宝义谈道,这种现象出发点是好的,但在现实中往往会产生矛盾。
“大多数95后不喜欢被父母安排,很多孩子甚至都不希望父母对自己的未来规划和工作方向了解很多,更不要说在实习和就业上听从父母安排或者依靠父母关系了。”在张宝义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父母的介入对孩子的实习和就业是一种“负面的外在因素”。
社会资源有限的孩子很难找到自己满意的单位,很多时候不得不借助于父母的关系,这就形成了更深的矛盾。张宝义认为,这种情况下的实习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工作和父母介入的关系,如果不感兴趣,很多人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后会寻找机会离开。
对于自主观念更强的95后,父母的干预反而会让他们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从而导致日后的种种矛盾。因此,张宝义建议,孩子自己能找到工作的情况下父母应该尽量不干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兴趣和长处在哪里。
虽然“奇葩”并不是绝对的贬义词,但反映出一些实习生的行为或言语“不合时宜”
95后的实习生不仅自己想法独特,个性独立,更是将实习单位当做了和父母抗争的“战场”
大多95后不喜欢被父母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父母的介入对孩子的实习和就业是一种“负面的外在因素”
暑期已至,一大拨儿实习生再次涌入各种公司与单位,这让不少人“见识”到了95后大学生的前卫思想和不同于往常实习生的办事风格。在这些占领职场的95后实习生中,越来越多的奇葩人和奇葩事也让“95前”的员工们“大开眼界”。
在实习单位里,95后们展示出他们不同于前辈的“敢说敢干”,也让老员工时不时的“一脸懵”。在网上,关于奇葩实习生的吐槽文章层出不穷,白领们在分享自己“遭遇”的同时也在感叹:“是他们太奇葩,还是我们太保守?”
“端茶倒水”已成过去式
这个暑假,不少“95前”感受到了95后满满的“自信”。对于95后实习生来说,曾经让老实习生十分尊重的前辈,他们眼里成为了可以“平起平坐”的普通人,这让“95前”感到更加不适应。
上海某广告公司总经理樊珂曾遇到过可以“指点江山”的实习生。
刚过完年,樊珂的公司里来了一位湖北某知名高校的大三实习生。前不久,这个实习生直接来到樊珂的办公室。“他告诉我,我们这个方案有点问题,野心可以更大一些,可以更有扩张性一些。”
身为70后的他在听过这位95后实习生十几分钟的宏观建议后,苦笑着告诉他:“你很有想法,好好表现,我会给你升职的。”
樊珂感叹,现在的大学生很有自信,很重视自己的话语权等各种权利,却忘了人与人之间还是应该互相尊重、互相聆听。“他们总要求我们要听他们的意见,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会听我们在想什么、说什么。”
不能加班,成为了一些实习生们最不能触碰的底线。在浙江省一家私营企业工作的李佳就曾带过这样的一位实习生。
“玩手机、刷网页、吃东西、逛淘宝,这些我都不想提了。”李佳表示,这个公司一般5点半下班,最晚加班到6点多。有几天李佳走得晚,实习生就跑到领导那里质问,为什么实习生还要加班。“关键是我加班,她从没加过班,都是到点就走。害得领导还跟我说让我别为难她。”
2015年,中国青年报微信公号之一“长大大”曾统计过“奇葩实习生”的种种表现,其中包括简历奇葩、穿着奇葩、语言奇葩、想法奇葩、装备奇葩、行为奇葩等诸多方面,虽然“奇葩”并不是绝对的贬义词,但反映出一些实习生的行为或言语“不合时宜”。
北京某网络媒体记者林先生带过几个95后实习生,整体感觉是眼高手低。
“有的实习生刚来就想接触时政特稿、非虚构写作,交流时喜欢刻意用学术词汇或者新兴网络热词。但实际上他们很少读书,整天就是刷手机。做事情时求速成,不够踏实、不够重视基础。”林先生说。
实习也成和父母斗争的“战场”
95后的实习生不仅自己想法独特,个性独立,更是将实习单位当成和父母抗争的“战场”。在父母托关系、找熟人,历经千辛万苦把孩子送进一个自己看好的实习单位后,实习生们却“不吃这一套”。
今年大三的刘莉曾在北京一家翻译机构实习,过不多久,刘莉就觉得很无聊。“实习老师也不会跟我交流,大家都坐在各自的格子间里默默地翻译文章,老师交代好任务就再也没跟我说过话。”
渐渐地,刘莉出现了懈怠情绪。“我每天来回两个小时地铁就为了在这里‘自习’几个小时吗?”接着,她就开始迟到早退,然后以学校有活动为由请了几次假,只顾闷头翻译的实习老师只是说一句“好的”。
之后,刘莉在没有告知父母的情况下就以将要期末考试为由提前结束了实习。“我不是那种能坐得住的人,感觉自己偷懒确实挺不好意思的,提前结束也是为了不影响他们工作。”至于父母,刘莉表示,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证明他们是错的了。
而对北京的陈先生而言,和儿子的这场“实习之战”是以自己的“惨败”而告终。
正在上大二的儿子在北京一所高校读工商管理,为了儿子的未来发展,陈先生托自己的朋友,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络到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市场部的相关负责人,希望公司可以让儿子参加实习面试。
在反复请求和多方努力下,儿子终于有机会参加面试。
“我对你们企业不感兴趣。”儿子在面试时这样说。他转身离开,留下了几位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下来的HR。而这也让陈先生十分意外和气愤:“我为他花了多少心血、多少钱,中间求了多少人,这不是把大家都坑了一遍吗!我还怎么做人!”
儿子却认为这次是成功争取了自己的权益。他向陈先生表示,以前父母总是不和自己商量,就让他干这儿干那儿,有什么异议就被“我是为你好”“我在为你设计道路”这种话顶回去。这次儿子故意这么做,就是为了和父母抗争。
然而,当这些大学生想着如何在“实习之战”中让父母尴尬收场时,另一些大学生却过着“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日子。如今,不少实习生都需要依赖父母人脉才能进入实习单位,而对于父母无法“帮忙”的同学来说,即使出身名校、成绩优异也很难敲开实习单位的大门。
“不在现场”的生活方式导致“奇葩”
事实上,大多数95后开始占领职场时,更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们鲜明的个性、自信的姿态、专业的业务能力,以及不愿被世俗人情绑架的魄力。这不仅是被“前辈”们认可的,也是值得学习和鼓励的精神。然而,少数95后大学生却把这些特质当做任性的借口。
对此,一些高校教师表示,95后鲜明的个性值得肯定,但由于缺乏社会经历,这些大学生在实习中会显得不够成熟、不负责任、过于自我,这不仅需要老师们进行引导,也需要学生们多到社会中历练。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刘树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认为,老一辈人因为家里孩子多,父母在外工作,对于人际交往和社会环境都十分了解,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只知道学习,很少了解学校以外的事。
刘树勇认为,这样的情况造成现在的大学生在接触网络信息后对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知识很有自信,但缺乏社会实践经历,一旦接触到真实职场就变得受不了委屈和质疑。
对此,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也认为,在了解认识社会、处理人际关系方面,95后非常缺乏相关能力和意识,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是网络等高科技的发展。
“对于95后来说,很多事情足不出户都可以在网上解决。”在张宝义看来,这种特点让他们与社会的接触比较少。“由于长期在一种‘不在现场’的状态下与人交流和处理问题,一旦到了复杂真实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就很可能不知道怎么妥善处理问题,怎么巧妙地把话说好。”
此外,特殊的成长环境让95后普遍缺乏为他人考虑或者服务的意识,而这一点恰恰是最让更年长的老职场人不能接受的。张宝义表示,95后的自我意识很强,基本上完成了既定任务后不会去想着过多地表达对年长者或上级的尊重,更谈不上付诸实际行动给予帮助了。
在他看来,95后相比于80后等年长一些的青年,优势是创造力更强、想象力更丰富,在当今市场化大潮的大背景下他们的这种优势比以前更能得到认可与承认。相比过去,懂礼貌、会为他人考虑等品质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对于很多父母会帮助孩子找实习或工作的现象,张宝义谈道,这种现象出发点是好的,但在现实中往往会产生矛盾。
“大多数95后不喜欢被父母安排,很多孩子甚至都不希望父母对自己的未来规划和工作方向了解很多,更不要说在实习和就业上听从父母安排或者依靠父母关系了。”在张宝义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父母的介入对孩子的实习和就业是一种“负面的外在因素”。
社会资源有限的孩子很难找到自己满意的单位,很多时候不得不借助于父母的关系,这就形成了更深的矛盾。张宝义认为,这种情况下的实习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工作和父母介入的关系,如果不感兴趣,很多人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后会寻找机会离开。
对于自主观念更强的95后,父母的干预反而会让他们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从而导致日后的种种矛盾。因此,张宝义建议,孩子自己能找到工作的情况下父母应该尽量不干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兴趣和长处在哪里。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成本是否过高的话题,已引起广大劳动者、企业经营者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以至于有关劳动力成本过高并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说法,成为近期舆论争议的焦点。有观点将企业负担重归罪于普通职工的工资增长,认为工资应停止增长甚至降低。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研究》,指出: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但工资的持续提升是合理的,企业政策要提高经营效率而非降低工资。对此,京华时报对话课题组专家万海远,工资到底要不要涨?
关于研究经过
“企业盲目降薪很危险”
记者:最初研究立项时是如何考虑的,为什么选择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调研?
万海远: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和企业经营均出现困难。很多人将之归结为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并笼统地把成本和工资混为一谈,认为要降低企业成本,首先要压低职工工资。但我们认为,企业盲目降低工资是很危险的,这不仅会降低居民的收入增长、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差距并带来宏观经济的失衡,也会给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我们用研究成果表明了短期内工资水平的相应上涨是非常合理的。
记者:如何确保研究成果的说服力?
万海远:整个报告从6个视角来看待劳动力成本的若干争议,包括宏观经济视角、企业总成本视角、劳动力成本内部视角等。为了研究企业的真实感受,来判断劳动者、企业和从业者对劳动力成本变化的看法,我们还专门设计了问卷、访谈表和座谈提纲,选取3地10家企业进行典型调研。调研企业中有大中小型企业,涵盖了不同行业(如钢铁、化工等),汇集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如国企、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等)。收集了每家企业的财务、人工和管理数据,并选取了4个统计年份(即2005年、2010年、2014年和2015年),正好跨越了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前后。
关于劳动力成本
“劳动报酬长时间偏低”
记者:劳动力成本现在处于什么程度?
万海远:在变化趋势上,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所提高,但在当前的存量上,劳动力成本相对偏低。从数据事实来看,我们认为劳动报酬的持续提升是合理的。首先,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离本世纪高点还有很大差距。其次,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决定了劳动报酬的合理上涨。再次,人力资本提升是劳动报酬增加的主要原因。综合看,劳动报酬的提高是有市场供求关系和职工劳动生产率提高来支撑的,因此是合理的,不存在劳动力成本已经“过高”的情况。
记者:如何理解“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离本世纪高点还有很大差距”?
万海远:2013年劳动报酬占比51.1%,而本世纪初的2002年为53.9%,两者相差近3个百分点。虽然近期劳动报酬的增长略超过经济增速,但从较长时期来看,近年工资的增长不足以弥补居民过去应得的劳动报酬。在过去37年间,人均GDP增长约20倍,城乡居民收入却只增加了约13倍和14倍。另外,2000年后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近两年虽有所增长,但远未及2000年的水平,而且距本世纪高点还有较大差距。所以说,近几年来劳动报酬的较快增长是相对的、短期的和补偿性的,远未达到足以改变劳动报酬长期偏低的程度。
关于劳动报酬
“工资应合理、稳定增长”
记者:劳动力成本高不是因为职工工资高导致的?万海远:从劳动力成本内部看,住房公积金和社保缴费在所有劳动力成本中的增速是最快的,职工工资的增速却并不高,甚至略低于劳动力成本的平均增速。这说明劳动力成本虽然在增加,但是在与融资成本、土地成本的比较中,其增速并不快;而且,从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来看,2005年以来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并未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进一步看,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也主要集中在营业增值税、社保缴费、企业公积金等体制性成本方面,职工工资并非是主要原因。
记者:既然这样,工资到底还要不要涨?如果要涨,该怎么涨?
万海远:在工资政策上,我们也认可要适度放缓工资调整的频率、放缓工资提高的幅度,但并不是说工资就不要增长!在国际比较上,我们也认可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下降,但并不是说中国现在已经没有竞争优势了!当前中国的绝对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下降,但是依靠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我们相比东南亚国家还是拥有比较大的优势,因此职工工资水平仍有一定的上涨空间。在中国已经进入到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背景下,不能再指望通过人为压低工资、压低消费的方式来保持经济的竞争力,而必须在保障人民福利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因此仍然要保证职工工资的合理、稳定增长。
关于原因探究
“政府所得挤压企业所得”
记者:根据你们的研究,企业感觉到劳动力成本过高,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万海远:在国民收入核算中,由于政府所得过高,挤压了企业所得,使得企业有一种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错觉。我们认为,首先企业税费偏高是导致企业负担过大的重要原因。利用国家统计局大规模代表性企业数据,发现在扣除原材料成本后,2015年各种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高达15.1%以上;而根据在南京、重庆和洛阳制造业的典型调查,发现企业税收和各种收费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甚至超过15.8%。从变化趋势上看,各种税费占总成本比例从2014年的14.0%显著提高至2015年的15.8%,是当前企业所有成本中的第二大支出,因此未来仍然存在很大的降税和降费空间。
关于公积金
“建议逐步降低征缴比例”
记者:你们的研究成果有一项是废除公积金制,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万海远:在企业所有劳动力成本中,增长最快的是住房公积金和企业为职工代缴的住房租金,2014年和2015年增速分别达到19.0%和10.1%,均为所有劳动力成本分项中增速最快的。而根据企业调研数据,企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主要在垄断行业和高收入者中,低收入行业和普通职工却几乎不可能获得,由此带来进一步的分配不公。可以说,强制执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使得企业不得不支付高额的住房公积金费用,从而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在近期内,我们建议要逐步降低住房公积金的征缴比例,并在长期达到最终取消的效果。
记者:对于普通收入人群来说,公积金是否聊胜于无?我们知道住房公积金是一种住房社会保障制度,是具有保障性的,如果真的废除,相关政策要怎么衔接?
万海远:住房公积金主要是被高收入者所获得。既然已经是高收入者,政府就无需再给他们提供额外的住房福利。在这一逆向分配制度下,当前住房公积金实际上是进一步扩大了本来就很高的收入差距水平。退一步讲,一些中等收入者也获得了一些住房公积金的福利,政府如果要保障他们的住房需求,则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比如家庭申请商业银行的住房贷款,政府则可以定向给住房困难家庭提供贴息贷款或补贴等,从而保障困难家庭的住房需求。
关于政策
“降成本”不等于“降工资”
记者:针对研究结论,你们有什么样的政策建议?
万海远:宏观层面要始终注意就业指标的变化情况。只要充分就业这个底线能够守住,日益提高的劳动者报酬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会通过消费促进来拉动企业产品需求,并带来企业经营状况改善、政府税收增加和劳动报酬提升,由此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合理引导并化解过剩产能,让市场淘汰一批僵尸企业。根据我们的调研发现,很多资源型行业的国有企业,存在人员冗余、效率低下、经营亏损而政府不断用财政救济的情况。建议下一阶段要集中筛选和清理一批这样的僵尸企业。
记者:中观政策这方面呢?
万海远:主要是降低税费以减轻企业负担。归纳起来,就是要实行“降、调、除、保”的“四字方针”。“降税费”、“调社会保险缴费”、“除住房公积金”、“保工资增长”。当前政策的核心是“降成本”而不是“降工资”。
记者:对于企业有什么建议?
万海远:未来要尊重企业在劳动法律框架下的市场行为,释放企业在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中的微观活力,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率,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大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防止企业的低价恶性竞争,实现企业经营和劳动者报酬的同步提高。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成本是否过高的话题,已引起广大劳动者、企业经营者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以至于有关劳动力成本过高并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说法,成为近期舆论争议的焦点。有观点将企业负担重归罪于普通职工的工资增长,认为工资应停止增长甚至降低。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研究》,指出: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但工资的持续提升是合理的,企业政策要提高经营效率而非降低工资。对此,京华时报对话课题组专家万海远,工资到底要不要涨?
关于研究经过
“企业盲目降薪很危险”
记者:最初研究立项时是如何考虑的,为什么选择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调研?
万海远: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和企业经营均出现困难。很多人将之归结为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并笼统地把成本和工资混为一谈,认为要降低企业成本,首先要压低职工工资。但我们认为,企业盲目降低工资是很危险的,这不仅会降低居民的收入增长、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差距并带来宏观经济的失衡,也会给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我们用研究成果表明了短期内工资水平的相应上涨是非常合理的。
记者:如何确保研究成果的说服力?
万海远:整个报告从6个视角来看待劳动力成本的若干争议,包括宏观经济视角、企业总成本视角、劳动力成本内部视角等。为了研究企业的真实感受,来判断劳动者、企业和从业者对劳动力成本变化的看法,我们还专门设计了问卷、访谈表和座谈提纲,选取3地10家企业进行典型调研。调研企业中有大中小型企业,涵盖了不同行业(如钢铁、化工等),汇集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如国企、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等)。收集了每家企业的财务、人工和管理数据,并选取了4个统计年份(即2005年、2010年、2014年和2015年),正好跨越了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前后。
关于劳动力成本
“劳动报酬长时间偏低”
记者:劳动力成本现在处于什么程度?
万海远:在变化趋势上,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所提高,但在当前的存量上,劳动力成本相对偏低。从数据事实来看,我们认为劳动报酬的持续提升是合理的。首先,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离本世纪高点还有很大差距。其次,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决定了劳动报酬的合理上涨。再次,人力资本提升是劳动报酬增加的主要原因。综合看,劳动报酬的提高是有市场供求关系和职工劳动生产率提高来支撑的,因此是合理的,不存在劳动力成本已经“过高”的情况。
记者:如何理解“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离本世纪高点还有很大差距”?
万海远:2013年劳动报酬占比51.1%,而本世纪初的2002年为53.9%,两者相差近3个百分点。虽然近期劳动报酬的增长略超过经济增速,但从较长时期来看,近年工资的增长不足以弥补居民过去应得的劳动报酬。在过去37年间,人均GDP增长约20倍,城乡居民收入却只增加了约13倍和14倍。另外,2000年后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近两年虽有所增长,但远未及2000年的水平,而且距本世纪高点还有较大差距。所以说,近几年来劳动报酬的较快增长是相对的、短期的和补偿性的,远未达到足以改变劳动报酬长期偏低的程度。
关于劳动报酬
“工资应合理、稳定增长”
记者:劳动力成本高不是因为职工工资高导致的?万海远:从劳动力成本内部看,住房公积金和社保缴费在所有劳动力成本中的增速是最快的,职工工资的增速却并不高,甚至略低于劳动力成本的平均增速。这说明劳动力成本虽然在增加,但是在与融资成本、土地成本的比较中,其增速并不快;而且,从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来看,2005年以来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并未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进一步看,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也主要集中在营业增值税、社保缴费、企业公积金等体制性成本方面,职工工资并非是主要原因。
记者:既然这样,工资到底还要不要涨?如果要涨,该怎么涨?
万海远:在工资政策上,我们也认可要适度放缓工资调整的频率、放缓工资提高的幅度,但并不是说工资就不要增长!在国际比较上,我们也认可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下降,但并不是说中国现在已经没有竞争优势了!当前中国的绝对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下降,但是依靠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我们相比东南亚国家还是拥有比较大的优势,因此职工工资水平仍有一定的上涨空间。在中国已经进入到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背景下,不能再指望通过人为压低工资、压低消费的方式来保持经济的竞争力,而必须在保障人民福利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因此仍然要保证职工工资的合理、稳定增长。
关于原因探究
“政府所得挤压企业所得”
记者:根据你们的研究,企业感觉到劳动力成本过高,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万海远:在国民收入核算中,由于政府所得过高,挤压了企业所得,使得企业有一种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错觉。我们认为,首先企业税费偏高是导致企业负担过大的重要原因。利用国家统计局大规模代表性企业数据,发现在扣除原材料成本后,2015年各种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高达15.1%以上;而根据在南京、重庆和洛阳制造业的典型调查,发现企业税收和各种收费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甚至超过15.8%。从变化趋势上看,各种税费占总成本比例从2014年的14.0%显著提高至2015年的15.8%,是当前企业所有成本中的第二大支出,因此未来仍然存在很大的降税和降费空间。
关于公积金
“建议逐步降低征缴比例”
记者:你们的研究成果有一项是废除公积金制,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万海远:在企业所有劳动力成本中,增长最快的是住房公积金和企业为职工代缴的住房租金,2014年和2015年增速分别达到19.0%和10.1%,均为所有劳动力成本分项中增速最快的。而根据企业调研数据,企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主要在垄断行业和高收入者中,低收入行业和普通职工却几乎不可能获得,由此带来进一步的分配不公。可以说,强制执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使得企业不得不支付高额的住房公积金费用,从而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在近期内,我们建议要逐步降低住房公积金的征缴比例,并在长期达到最终取消的效果。
记者:对于普通收入人群来说,公积金是否聊胜于无?我们知道住房公积金是一种住房社会保障制度,是具有保障性的,如果真的废除,相关政策要怎么衔接?
万海远:住房公积金主要是被高收入者所获得。既然已经是高收入者,政府就无需再给他们提供额外的住房福利。在这一逆向分配制度下,当前住房公积金实际上是进一步扩大了本来就很高的收入差距水平。退一步讲,一些中等收入者也获得了一些住房公积金的福利,政府如果要保障他们的住房需求,则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比如家庭申请商业银行的住房贷款,政府则可以定向给住房困难家庭提供贴息贷款或补贴等,从而保障困难家庭的住房需求。
关于政策
“降成本”不等于“降工资”
记者:针对研究结论,你们有什么样的政策建议?
万海远:宏观层面要始终注意就业指标的变化情况。只要充分就业这个底线能够守住,日益提高的劳动者报酬不但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会通过消费促进来拉动企业产品需求,并带来企业经营状况改善、政府税收增加和劳动报酬提升,由此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合理引导并化解过剩产能,让市场淘汰一批僵尸企业。根据我们的调研发现,很多资源型行业的国有企业,存在人员冗余、效率低下、经营亏损而政府不断用财政救济的情况。建议下一阶段要集中筛选和清理一批这样的僵尸企业。
记者:中观政策这方面呢?
万海远:主要是降低税费以减轻企业负担。归纳起来,就是要实行“降、调、除、保”的“四字方针”。“降税费”、“调社会保险缴费”、“除住房公积金”、“保工资增长”。当前政策的核心是“降成本”而不是“降工资”。
记者:对于企业有什么建议?
万海远:未来要尊重企业在劳动法律框架下的市场行为,释放企业在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中的微观活力,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率,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大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防止企业的低价恶性竞争,实现企业经营和劳动者报酬的同步提高。
近来,社会对延迟退休年龄议论颇多,担心延迟退休政策极大地影响就业。“老年人不退,不腾岗位,年轻人怎么就业呢?”然而,只要认真研究分析延迟退休的制度设计,就能发现它对就业的影响没人们想象中那么大。
从节奏上看,延迟退休将实行“小步慢走”而非“一步到位”,每年只延迟几个月,影响人数非常有限,不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大的冲击,因此,对就业的总体影响小且缓和。
更何况,延迟退休并非所有群体同步推行,而是从目前退休年龄相对偏低的群体开始逐步实施。这一政策的推出时机,实际上充分考虑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变化的状况。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2030年之后,减少幅度还将进一步加大。从2011年高峰期的9亿多,减少到2050年的7亿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趋势,显然会和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产生对冲效应。
实际上,劳动力市场的新陈代谢,远不是“老的不退休,年轻的别想进”。即使不实行延迟退休,有些行业、一些单位因为缺工,本来就有相当部分劳动者退而不休。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64岁的城镇男性劳动者还在工作的有近1/3,且从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呈提高趋势。因此,从总量上看,即使延迟退休导致老年劳动力留在市场中,并不一定就会减少年轻人进入。
老年劳动力和青年劳动力并非完全的替代关系,还存在互补关系。一些旧有的工作,年轻人未必“看得上”,同时也可能是“做不了”。这些领域的老年人退休了,不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没人做,甚至也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短缺,使得一些工作没有足够的人能做。比如,我国健康医疗产业发展迅速,却严重缺少医生,缺少护理人员;还有一些工作没有足够的人愿意去做,比如养老服务业。可见,延退占用的就业岗位,和青年的就业愿景重合度不一定很高。随着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许多适合青年进入的新行业或职业。在这个意义上讲,青年的就业机会,主要还是决定于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以及青年群体的就业方向与能力。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实际上被隐性地缩短了,这将导致社会总体劳动力资源减少更多。而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是维持“人口红利”的一种方式。在产业结构提升、劳动条件改善的情况下,老年劳动者可胜任的工作岗位其实变多了,如果未老先退、能干先休,这是对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对于劳动者而言,按照养老保险多缴多得的机制,退休金收入也不会有大的影响。
我们也应该看到,延迟退休对大龄劳动者特别是技能单一的大龄女性劳动者就业,有一定影响。为此,我们需要开发更多的适合岗位,采取有针对性的就业扶持政策支持这些劳动者就业,同时加强对大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只有配套政策措施更完备,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积极效益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
近来,社会对延迟退休年龄议论颇多,担心延迟退休政策极大地影响就业。“老年人不退,不腾岗位,年轻人怎么就业呢?”然而,只要认真研究分析延迟退休的制度设计,就能发现它对就业的影响没人们想象中那么大。
从节奏上看,延迟退休将实行“小步慢走”而非“一步到位”,每年只延迟几个月,影响人数非常有限,不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大的冲击,因此,对就业的总体影响小且缓和。
更何况,延迟退休并非所有群体同步推行,而是从目前退休年龄相对偏低的群体开始逐步实施。这一政策的推出时机,实际上充分考虑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变化的状况。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2030年之后,减少幅度还将进一步加大。从2011年高峰期的9亿多,减少到2050年的7亿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趋势,显然会和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产生对冲效应。
实际上,劳动力市场的新陈代谢,远不是“老的不退休,年轻的别想进”。即使不实行延迟退休,有些行业、一些单位因为缺工,本来就有相当部分劳动者退而不休。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64岁的城镇男性劳动者还在工作的有近1/3,且从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呈提高趋势。因此,从总量上看,即使延迟退休导致老年劳动力留在市场中,并不一定就会减少年轻人进入。
老年劳动力和青年劳动力并非完全的替代关系,还存在互补关系。一些旧有的工作,年轻人未必“看得上”,同时也可能是“做不了”。这些领域的老年人退休了,不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没人做,甚至也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短缺,使得一些工作没有足够的人能做。比如,我国健康医疗产业发展迅速,却严重缺少医生,缺少护理人员;还有一些工作没有足够的人愿意去做,比如养老服务业。可见,延退占用的就业岗位,和青年的就业愿景重合度不一定很高。随着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许多适合青年进入的新行业或职业。在这个意义上讲,青年的就业机会,主要还是决定于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以及青年群体的就业方向与能力。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实际上被隐性地缩短了,这将导致社会总体劳动力资源减少更多。而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是维持“人口红利”的一种方式。在产业结构提升、劳动条件改善的情况下,老年劳动者可胜任的工作岗位其实变多了,如果未老先退、能干先休,这是对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对于劳动者而言,按照养老保险多缴多得的机制,退休金收入也不会有大的影响。
我们也应该看到,延迟退休对大龄劳动者特别是技能单一的大龄女性劳动者就业,有一定影响。为此,我们需要开发更多的适合岗位,采取有针对性的就业扶持政策支持这些劳动者就业,同时加强对大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只有配套政策措施更完备,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积极效益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
前世界首富、墨西哥电信业大亨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近日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我们一周应该只工作三天。
早在2014年7月,斯利姆在巴拉圭参加一次商业会议时曾表示,“如果一周只有三个工作日,我们就会有更多休息时间来提高生活品质。对创造新的娱乐活动和挖掘消磨时间的新方法来说,每周休息四天或许非常重要。”
此观点当时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周三天工作制真的可行吗?工作时间减少,是不是就意味着收入减少了呢?对于希望多工作的人该如何处理?
两年过去了,上周在采访中斯利姆透露,三天工作制适合那些因生产率提高而导致人员过剩的公司。这种新工作制度的改变在于,用较短的每周工作时间换取更长的工作年限。 他说几年前他领导的墨西哥电话公司(Telmex)就已经开始推行三天工作制,”为那些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每周工作时间更短,但工作年头更多的工作机会。”迄今为止,已有40%的专业技术人员接受了这种工作方式。
这位白手起家的76岁富豪相信,缩短每周工作时间是应对文明转型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此举将带来更健康、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而且能应对早退休所带来的财政不稳定风险。在采访中斯利姆指出,随着科技发展与进步,人们活得更长更健康。而现代文明要求更多的是知识与经验,对体力劳动则要求较少。“人们不应该在50、60或者65岁时就退休”,应该更晚退休,因为他们有更多的知识与经验。而很多国家都存在失业问题,人们应该每周只工作三天,这样可以为其他人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对于希望多工作的人,斯利姆认为,他们可以做两份工作,即星期一到星期三做一份工作,星期四到星期六做另一份工作。另外,他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份工作,在其余的时间学习提升,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经济条件的改善,“活得不那么累”是人们的共同追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生产效率是大势所趋。在斯利姆大胆超前地提出“三天工作制”之时,大多数人都还在能否接受“四天工作制”上纠结。
《纽约时报》曾报道称,软件公总裁Jason Fried表示他的公司实行四天工作制后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同时,四天工作制让他更容易找到有价值的新雇员。也有人认为,一周工作四天或是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可以防止工作能力强的女性员工因为要生孩子而辞掉工作。
但是,四天工作制也带来一些问题。2008年,美国犹他州曾允许州政府雇员只工作四天。这一举措带来了工作效率的提升,员工满意度也随之提高。但该制度在3年后取消,因为当地居民抱怨周五找不到工作人员。
在中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虽然对每周究竟应该工作多长时间,不同的社会群体诉求不同,但工作时间减少了,休闲时间增加了是不争的事实。从1949年始,我国从单休改双休用了45年时间。1995年开始推行双休,到 2015年国务院发文鼓励“二天半休假”, 只用 了20年时间。目前,有学者推断2030年我国或可试行四天工作制。
虽然离三天工作制还很遥远,但如何在工作时间、退休年龄、工作效率及失业率之间找到平衡,斯利姆的实践或许是一个参考。
前世界首富、墨西哥电信业大亨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近日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再次重申了他的观点:我们一周应该只工作三天。
早在2014年7月,斯利姆在巴拉圭参加一次商业会议时曾表示,“如果一周只有三个工作日,我们就会有更多休息时间来提高生活品质。对创造新的娱乐活动和挖掘消磨时间的新方法来说,每周休息四天或许非常重要。”
此观点当时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周三天工作制真的可行吗?工作时间减少,是不是就意味着收入减少了呢?对于希望多工作的人该如何处理?
两年过去了,上周在采访中斯利姆透露,三天工作制适合那些因生产率提高而导致人员过剩的公司。这种新工作制度的改变在于,用较短的每周工作时间换取更长的工作年限。 他说几年前他领导的墨西哥电话公司(Telmex)就已经开始推行三天工作制,”为那些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每周工作时间更短,但工作年头更多的工作机会。”迄今为止,已有40%的专业技术人员接受了这种工作方式。
这位白手起家的76岁富豪相信,缩短每周工作时间是应对文明转型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此举将带来更健康、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而且能应对早退休所带来的财政不稳定风险。在采访中斯利姆指出,随着科技发展与进步,人们活得更长更健康。而现代文明要求更多的是知识与经验,对体力劳动则要求较少。“人们不应该在50、60或者65岁时就退休”,应该更晚退休,因为他们有更多的知识与经验。而很多国家都存在失业问题,人们应该每周只工作三天,这样可以为其他人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对于希望多工作的人,斯利姆认为,他们可以做两份工作,即星期一到星期三做一份工作,星期四到星期六做另一份工作。另外,他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份工作,在其余的时间学习提升,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经济条件的改善,“活得不那么累”是人们的共同追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生产效率是大势所趋。在斯利姆大胆超前地提出“三天工作制”之时,大多数人都还在能否接受“四天工作制”上纠结。
《纽约时报》曾报道称,软件公总裁Jason Fried表示他的公司实行四天工作制后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同时,四天工作制让他更容易找到有价值的新雇员。也有人认为,一周工作四天或是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可以防止工作能力强的女性员工因为要生孩子而辞掉工作。
但是,四天工作制也带来一些问题。2008年,美国犹他州曾允许州政府雇员只工作四天。这一举措带来了工作效率的提升,员工满意度也随之提高。但该制度在3年后取消,因为当地居民抱怨周五找不到工作人员。
在中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虽然对每周究竟应该工作多长时间,不同的社会群体诉求不同,但工作时间减少了,休闲时间增加了是不争的事实。从1949年始,我国从单休改双休用了45年时间。1995年开始推行双休,到 2015年国务院发文鼓励“二天半休假”, 只用 了20年时间。目前,有学者推断2030年我国或可试行四天工作制。
虽然离三天工作制还很遥远,但如何在工作时间、退休年龄、工作效率及失业率之间找到平衡,斯利姆的实践或许是一个参考。
劳动力成本是否过高的判断不仅关系到劳动者切身利益和企业的健康发展,更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经济低迷影响,部分行业存在着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的现象,出现了劳动力成本过高并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说法,有人用中国纺织企业搬迁至美国的例子举证,他们判断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工资增长过快导致不少企业离开中国。
然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下称课题组)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8月5日,课题组在北京发布《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研究课题报告》(下称《报告》),回应上述说法认为,目前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然而,劳动报酬的持续提升在合理范围,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占比上升与产能调整有关,也与企业营业收入下降有关。
课题组表示,在企业访谈中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不是工资上涨过快,而是社会保障缴费过高,在企业销售收入下降的同时,社会保险缴费占比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尤为突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当前经济处于经济增速下滑、结构面临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的三重背景之下,劳动力成本增速显著高于企业利润增速的现象确实存在,企业政策应该提高经营效率而不是降低工资。
劳动者报酬占人均国民总收入比重比2000年还低2.8%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2013年,中国劳动力报酬年均增长11.7%,超过同期GDP增长率约3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比重也从2011年的49%提升到2013年的51.1%。
这一数据显示最近几年劳动力报酬确实有所提高,然而从劳动力报酬的提升效果来看,2000年-2013年,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分阶段来看,2000年到2008年劳动者报酬占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比重从53.0%下降到48.5%,2009年至2012年这一比重徘徊在49%左右,2013年达到51.1%,但是仍与2000年高点还低2.8%。
如果以改革开放以来更长的历史来分析,80年代中期劳动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曾高达60%,现在的水平基本是历史高点的位置。
显然,已经有了劳动力成本是否过高的答案。
李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虽然略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劳动力报酬的增长仍然不足以弥补居民过去应该获得劳动报酬部分。
课题组调查显示,南京、重庆和洛阳的企业,2005-2010年间年均实际增长15.7%,小于同期工业企业年均利润率增长26.2%的水平;而在2010-2015年间,调研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实际年均增长幅度达到了6.9%,同期企业年均利润增长率则为-6.7%。
李实认为,经济低迷背景下,企业的利润增长率低,使得劳动力成本问题更为显著,企业应该提升自身效率而非关注降低工资。
同样参加此次会议的人社部劳动关系司司长聂生奎表示,课题组披露数据及结论与官方掌握数据一致。
聂生奎以社会关注的制造业人工成本变化举例。2005年至2013年,中国制造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在5.5%-6.8%区间内小幅波动,总体比较稳定。近两年人工成本占比上升,既有人工成本自身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也与各类大宗商品价格处于较低水平有关。
聂生奎认为,从总体上看,人工成本上升对企业总成本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有限,制造业面临的成本压力主要来自于能源价格、地租、融资成本和汇率变动等因素。
中国劳动报酬仍处于长期偏低的水平
课题组认为,目前为止,劳动报酬的持续提升是合理的。而且获取劳动报酬用于消费的比例正在逐年下降。这意味着,居民获取的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水平看起来有所提高,但是,消费水平并没有相应提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研究所副院长万海远认为,近几年来劳动报酬的较快增长是相对的、短期的和补偿性的,且远未达到足以改变劳动报酬长期偏低的程度。
目前,中国经济总体上是走了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和低效率的发展道路,为了实现工业化,长期实行低工资和低福利政策,通过人为压低劳动报酬、人为压低消费来保证高投资率,由此获得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报告》显示,中国在过去37年间,人均GDP增长了约20倍,而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约13和14倍,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分别有30年和26年低于GDP增速。
另外,消费与工资的关系密切。然而,在本世界初,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曾经接近47%的水平,但是,以后就逐年下降,2006年这一比重下降到40%以下。2014年这一比重只有37.69%,比2000年还低9.26个百分点。
聂生奎认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逐年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职工名义工资的涨幅。企业需要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以保证工资实际购买力不降低,进而提高了人工成本。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5年至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上升了27.1个百分点。聂生奎以此数据测算,抵消城镇非私营制造业就业人员新增工资9900元,相当于同期平均工资增加额30497元的32.5%。
居民工资用于抵消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并没有显著的推高劳动报酬成本增加,除了人口红利消失所造成的企业用工困难等原因,人力资本提升才是推动报酬增加的主要原因。
根据统计局数据,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5年的8.1年,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9.28年,并进一步提升到2015年的9.76年;同时,高中阶段升学率也从2009年的77.6%显著提高至2014年的90.2%。日益提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受教育质量,使得劳动者平均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程度提高,市场化的劳动报酬日益提升。
政府收益过高挤压企业所得
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程度内有所提升,劳动报酬也在合理范围内有所提升,但是却不是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
多家研究机构的报告认为,融资贵、税费负担重、劳动力成本高、土地租金高成为企业的四大负担。
中国收入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即认为,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比重的大幅增长,不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快于生产力的增长,而是因为生产力下降的幅度大于劳动力成本下降的幅度。
课题组认为,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减产,企业的能源原材料成本必然大幅下降,而人工费用有较大的惯性或刚性,不可能与能源原材料成本同步、同幅度下降,因此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企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上升有其必然性,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危机中企业大量裁员,失业率飙升的重要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2013年营业收入下降的企业中,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比2007年有明显上升,劳动力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涨幅高达近3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在2013年营业收入上升的企业中,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劳动力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甚至都有所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了1个百分点;同时,企业的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也比2007年有所提升,而且企业的利息支出有所降低,盈利性也有所改善。“因此,对这类企业来说,就根本不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
劳动力成本并没有显著提高,但是政府各种税费却在逐年提高。国家统计局大规模代表性企业数据显示,扣除原材料成本后,2015年各种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高达15.1%以上。
课题组在南京、重庆和洛阳制造业的典型调查发现,企业税收和各种收费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甚至超过15.8%以上,是当前所有企业成本中的第二大支出。而劳动力成本增量中,政府社保缴费过高是劳动力成本持续增长的主要来源。
社会保险缴费占企业劳动力成本的比例从2010年的14.8%上升到2014年的18.2%,2015年又历史性地升至19.4%。“在企业销售收入下降时,社会保险缴费占比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报告》并称,在企业所有劳动力成本中,增长最快的是住房公积金和企业为职工代缴的住房租金,2014年和2015年增速分别达到19.0%和10.1%。
课题组成员万海远认为,根据企业调研数据,企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主要被少数中高层管理人员获得,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内部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强制执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使得企业不得不支付高额的住房公积金费用,从而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
国际优势依然存在
现场的多位专家认为,中国纺织企业远走美国并不是因为国内的劳动力成本过高,而是因为租金和税费低廉,即是有5倍的劳动力成本也可以抵消国内高额的租金和税费。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上优势依然存在。《报告》认为,尽管近年来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绝对优势有所下降,但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仍保持比较明显的比较优势。
课题组发布数据表示,从绝对劳动力成本看,中国劳动力成本绝对优势在下降。2000年至2012年间,中国制造业小时劳动力成本增长了5倍,年均增速16.5%,同期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小时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速分别为3%、2.9%和5%,巴西、墨西哥和菲律宾年均增速为8.2%、2.5%和6.4%。与印度、墨西哥、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绝对优势在缩小,与东南亚国家相比,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甚至已低于中国。
但从相对优势看,中国劳动力成本仍有较大的比较优势。2013年中国制造业小时劳动生产率分别是泰国的1.71倍,是菲律宾的2.44倍,年均创造增加值是印度尼西亚的2.7倍,是巴基斯坦的6.5倍,是泰国的1.47倍,是越南的5.13倍,劳动力成本创利水平仍显著高于上述东南亚国家。
课题组认为,中国工资水平仍有一定上涨空间。虽然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但目前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十分钟亏一万的制造业企业
“据我所知,和我们集团处于相同行业的企业中,有的企业十分钟就亏一万。”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东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去产能、去库存企业正在面临巨大的经营困难”,与会的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我所调研的山西地区,部分产煤企业已经有接近6、7个月没有发工资,因为是国企不存在下岗失业的问题,很多人正在通过分享经济比如网约车的方式在上班时间赚取家用。”
课题组成员宋晓梧举例齐重数控这家企业的经营困难,“受产能过剩影响,这家企业原本是一家年收入在2010年的利润总额在两亿元以上到2015年亏损一亿多元,由于是民营企业,员工人数从12000人锐减至2000人。”
企业自救成为去产能、去库存企业发展生存的方式之一。赵东海介绍,“有色金属集团同样属于产能过剩行业,我们的主营业收入处于亏损状况,但是通过幼教服务、房地产项目等其他领域的经营和发展,整个集团发展形势良好。”
课题组认为,为了促进企业发展,要积极落实企业减负政策,提升企业盈利空间,通过减税费、调社保缴费、除住房公积金,让企业负担降下来,企业才有能力提高劳动报酬,才有可能稳定就业,并保证职工工资的可持续发展。
课题组提出四字方针,政府应该实行“降、调、除、保”四字方针,分别是降税费、调社会保险缴费、除住房公积金、保工资增长。
李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降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减轻员工和企业负担,可以通过财政收入项目改革将降下来的三公经费填补到社会保险资金池,另外,应该进一步推动公积金改革,取消显著增长而又带来分配不公的住房公积金制度。
劳动力成本是否过高的判断不仅关系到劳动者切身利益和企业的健康发展,更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经济低迷影响,部分行业存在着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的现象,出现了劳动力成本过高并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说法,有人用中国纺织企业搬迁至美国的例子举证,他们判断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工资增长过快导致不少企业离开中国。
然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下称课题组)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8月5日,课题组在北京发布《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研究课题报告》(下称《报告》),回应上述说法认为,目前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然而,劳动报酬的持续提升在合理范围,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占比上升与产能调整有关,也与企业营业收入下降有关。
课题组表示,在企业访谈中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不是工资上涨过快,而是社会保障缴费过高,在企业销售收入下降的同时,社会保险缴费占比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尤为突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当前经济处于经济增速下滑、结构面临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的三重背景之下,劳动力成本增速显著高于企业利润增速的现象确实存在,企业政策应该提高经营效率而不是降低工资。
劳动者报酬占人均国民总收入比重比2000年还低2.8%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2013年,中国劳动力报酬年均增长11.7%,超过同期GDP增长率约3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比重也从2011年的49%提升到2013年的51.1%。
这一数据显示最近几年劳动力报酬确实有所提高,然而从劳动力报酬的提升效果来看,2000年-2013年,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分阶段来看,2000年到2008年劳动者报酬占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比重从53.0%下降到48.5%,2009年至2012年这一比重徘徊在49%左右,2013年达到51.1%,但是仍与2000年高点还低2.8%。
如果以改革开放以来更长的历史来分析,80年代中期劳动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曾高达60%,现在的水平基本是历史高点的位置。
显然,已经有了劳动力成本是否过高的答案。
李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虽然略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劳动力报酬的增长仍然不足以弥补居民过去应该获得劳动报酬部分。
课题组调查显示,南京、重庆和洛阳的企业,2005-2010年间年均实际增长15.7%,小于同期工业企业年均利润率增长26.2%的水平;而在2010-2015年间,调研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实际年均增长幅度达到了6.9%,同期企业年均利润增长率则为-6.7%。
李实认为,经济低迷背景下,企业的利润增长率低,使得劳动力成本问题更为显著,企业应该提升自身效率而非关注降低工资。
同样参加此次会议的人社部劳动关系司司长聂生奎表示,课题组披露数据及结论与官方掌握数据一致。
聂生奎以社会关注的制造业人工成本变化举例。2005年至2013年,中国制造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在5.5%-6.8%区间内小幅波动,总体比较稳定。近两年人工成本占比上升,既有人工成本自身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也与各类大宗商品价格处于较低水平有关。
聂生奎认为,从总体上看,人工成本上升对企业总成本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有限,制造业面临的成本压力主要来自于能源价格、地租、融资成本和汇率变动等因素。
中国劳动报酬仍处于长期偏低的水平
课题组认为,目前为止,劳动报酬的持续提升是合理的。而且获取劳动报酬用于消费的比例正在逐年下降。这意味着,居民获取的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水平看起来有所提高,但是,消费水平并没有相应提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研究所副院长万海远认为,近几年来劳动报酬的较快增长是相对的、短期的和补偿性的,且远未达到足以改变劳动报酬长期偏低的程度。
目前,中国经济总体上是走了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和低效率的发展道路,为了实现工业化,长期实行低工资和低福利政策,通过人为压低劳动报酬、人为压低消费来保证高投资率,由此获得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报告》显示,中国在过去37年间,人均GDP增长了约20倍,而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约13和14倍,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分别有30年和26年低于GDP增速。
另外,消费与工资的关系密切。然而,在本世界初,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曾经接近47%的水平,但是,以后就逐年下降,2006年这一比重下降到40%以下。2014年这一比重只有37.69%,比2000年还低9.26个百分点。
聂生奎认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逐年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职工名义工资的涨幅。企业需要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以保证工资实际购买力不降低,进而提高了人工成本。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5年至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上升了27.1个百分点。聂生奎以此数据测算,抵消城镇非私营制造业就业人员新增工资9900元,相当于同期平均工资增加额30497元的32.5%。
居民工资用于抵消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并没有显著的推高劳动报酬成本增加,除了人口红利消失所造成的企业用工困难等原因,人力资本提升才是推动报酬增加的主要原因。
根据统计局数据,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5年的8.1年,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9.28年,并进一步提升到2015年的9.76年;同时,高中阶段升学率也从2009年的77.6%显著提高至2014年的90.2%。日益提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受教育质量,使得劳动者平均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程度提高,市场化的劳动报酬日益提升。
政府收益过高挤压企业所得
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程度内有所提升,劳动报酬也在合理范围内有所提升,但是却不是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
多家研究机构的报告认为,融资贵、税费负担重、劳动力成本高、土地租金高成为企业的四大负担。
中国收入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即认为,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比重的大幅增长,不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快于生产力的增长,而是因为生产力下降的幅度大于劳动力成本下降的幅度。
课题组认为,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减产,企业的能源原材料成本必然大幅下降,而人工费用有较大的惯性或刚性,不可能与能源原材料成本同步、同幅度下降,因此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企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上升有其必然性,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危机中企业大量裁员,失业率飙升的重要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2013年营业收入下降的企业中,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比2007年有明显上升,劳动力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涨幅高达近3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在2013年营业收入上升的企业中,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劳动力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甚至都有所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了1个百分点;同时,企业的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也比2007年有所提升,而且企业的利息支出有所降低,盈利性也有所改善。“因此,对这类企业来说,就根本不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
劳动力成本并没有显著提高,但是政府各种税费却在逐年提高。国家统计局大规模代表性企业数据显示,扣除原材料成本后,2015年各种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高达15.1%以上。
课题组在南京、重庆和洛阳制造业的典型调查发现,企业税收和各种收费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甚至超过15.8%以上,是当前所有企业成本中的第二大支出。而劳动力成本增量中,政府社保缴费过高是劳动力成本持续增长的主要来源。
社会保险缴费占企业劳动力成本的比例从2010年的14.8%上升到2014年的18.2%,2015年又历史性地升至19.4%。“在企业销售收入下降时,社会保险缴费占比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报告》并称,在企业所有劳动力成本中,增长最快的是住房公积金和企业为职工代缴的住房租金,2014年和2015年增速分别达到19.0%和10.1%。
课题组成员万海远认为,根据企业调研数据,企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主要被少数中高层管理人员获得,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内部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强制执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使得企业不得不支付高额的住房公积金费用,从而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
国际优势依然存在
现场的多位专家认为,中国纺织企业远走美国并不是因为国内的劳动力成本过高,而是因为租金和税费低廉,即是有5倍的劳动力成本也可以抵消国内高额的租金和税费。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上优势依然存在。《报告》认为,尽管近年来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绝对优势有所下降,但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仍保持比较明显的比较优势。
课题组发布数据表示,从绝对劳动力成本看,中国劳动力成本绝对优势在下降。2000年至2012年间,中国制造业小时劳动力成本增长了5倍,年均增速16.5%,同期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小时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速分别为3%、2.9%和5%,巴西、墨西哥和菲律宾年均增速为8.2%、2.5%和6.4%。与印度、墨西哥、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绝对优势在缩小,与东南亚国家相比,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甚至已低于中国。
但从相对优势看,中国劳动力成本仍有较大的比较优势。2013年中国制造业小时劳动生产率分别是泰国的1.71倍,是菲律宾的2.44倍,年均创造增加值是印度尼西亚的2.7倍,是巴基斯坦的6.5倍,是泰国的1.47倍,是越南的5.13倍,劳动力成本创利水平仍显著高于上述东南亚国家。
课题组认为,中国工资水平仍有一定上涨空间。虽然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但目前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十分钟亏一万的制造业企业
“据我所知,和我们集团处于相同行业的企业中,有的企业十分钟就亏一万。”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东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去产能、去库存企业正在面临巨大的经营困难”,与会的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我所调研的山西地区,部分产煤企业已经有接近6、7个月没有发工资,因为是国企不存在下岗失业的问题,很多人正在通过分享经济比如网约车的方式在上班时间赚取家用。”
课题组成员宋晓梧举例齐重数控这家企业的经营困难,“受产能过剩影响,这家企业原本是一家年收入在2010年的利润总额在两亿元以上到2015年亏损一亿多元,由于是民营企业,员工人数从12000人锐减至2000人。”
企业自救成为去产能、去库存企业发展生存的方式之一。赵东海介绍,“有色金属集团同样属于产能过剩行业,我们的主营业收入处于亏损状况,但是通过幼教服务、房地产项目等其他领域的经营和发展,整个集团发展形势良好。”
课题组认为,为了促进企业发展,要积极落实企业减负政策,提升企业盈利空间,通过减税费、调社保缴费、除住房公积金,让企业负担降下来,企业才有能力提高劳动报酬,才有可能稳定就业,并保证职工工资的可持续发展。
课题组提出四字方针,政府应该实行“降、调、除、保”四字方针,分别是降税费、调社会保险缴费、除住房公积金、保工资增长。
李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降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减轻员工和企业负担,可以通过财政收入项目改革将降下来的三公经费填补到社会保险资金池,另外,应该进一步推动公积金改革,取消显著增长而又带来分配不公的住房公积金制度。
正面直击珠三角的“妮妲”威力不及预期。此前台风红色预警之下,珠三角多地政府发布停工令,而许多不把台风停工令当回事的企业,似乎有了先见之明。可惜,这种先见之明完全是站立在事后诸葛亮的基础上,倘若台风比预期还要强烈,那些要求员工正常上班甚至提前上班的企业,完全是置员工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如果员工在路上发生事故,那么最终的责任企业怎会少得了?
从法理上说,台风天停工令只是倡议性质,并不具备强制性。因为企业工作质不同,工作条件不同,一刀切予以停工,不仅不现实,而且企业也承担不起这种损失。事实上,《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也是这么规定的。
然而从情理上讲,当台风红色预警高悬,狂风暴雨席卷而来,各种风险因素累加,还要求员工准时上班,这样的企业,不仅置员工生命安全于不顾,而且在利益面前,全然忘记企业应有的担当。
反之在香港,每当八号风球挂起或者黑色暴雨预警生效时,就被自动认为企业停工,事前不必以政府是否发布停工令为条件,也不必以企业是否允许为前提。反倒是企业想让员工上班,还得采取接送或发放交通补贴等作为激励。这种应对的不同,除了香港在应急条例中明确“除非暴雨时的工作安全已有约定,雇主不宜要求员工上班”的规定之外,还在于员工有与企业博弈的能力。如果劳动者权利受到尊重,又有多少企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要求员工在强台风天正常上班?
所以,与其抱怨企业对于员工不够尊重,不如看看自己所在的企业员工是否有基本的话语权。再看看自己所在的企业到底是以唯利是图、压榨员工为企业文化,还是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忘员工的尊严,工作在这两种企业里,感受显然是不同的。想起网上一个段子,说台风来了,连华为都放假了,言外之意是,什么样的企业还会要求员工上班?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广深等地,有大量公共服务性机构在第一时间响应停工令,其中不乏银行、公积金中心、政府服务中心等服务性机构。虽说停工令面前人人平等,但公共服务性机构要承担公共责任,一概停工未必合理,而且停工之前缺乏广泛通知和服务指引,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同样,在行政指令之下,公共服务性单位更容易执行,而企业则缺乏明确指引,这虽然不能断定为选择性放假所致,但规定的含混为企业提供了足够的游移空间,所以普通劳动者难免成了最终的牺牲品。
这样一场台风,暴露了不少机构的底线。既考验了应急体系的完善与否,也检验了企业的真实文化。对那些平时说着如何尊重员工、企业追求如何高大上,在台风红色预警里,却浑然不顾员工生命安全的企业,还是辞工吧。这种企业关键时候都不尊重生命安全,你能指望它平时尊重劳动权益?
正面直击珠三角的“妮妲”威力不及预期。此前台风红色预警之下,珠三角多地政府发布停工令,而许多不把台风停工令当回事的企业,似乎有了先见之明。可惜,这种先见之明完全是站立在事后诸葛亮的基础上,倘若台风比预期还要强烈,那些要求员工正常上班甚至提前上班的企业,完全是置员工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如果员工在路上发生事故,那么最终的责任企业怎会少得了?
从法理上说,台风天停工令只是倡议性质,并不具备强制性。因为企业工作质不同,工作条件不同,一刀切予以停工,不仅不现实,而且企业也承担不起这种损失。事实上,《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也是这么规定的。
然而从情理上讲,当台风红色预警高悬,狂风暴雨席卷而来,各种风险因素累加,还要求员工准时上班,这样的企业,不仅置员工生命安全于不顾,而且在利益面前,全然忘记企业应有的担当。
反之在香港,每当八号风球挂起或者黑色暴雨预警生效时,就被自动认为企业停工,事前不必以政府是否发布停工令为条件,也不必以企业是否允许为前提。反倒是企业想让员工上班,还得采取接送或发放交通补贴等作为激励。这种应对的不同,除了香港在应急条例中明确“除非暴雨时的工作安全已有约定,雇主不宜要求员工上班”的规定之外,还在于员工有与企业博弈的能力。如果劳动者权利受到尊重,又有多少企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要求员工在强台风天正常上班?
所以,与其抱怨企业对于员工不够尊重,不如看看自己所在的企业员工是否有基本的话语权。再看看自己所在的企业到底是以唯利是图、压榨员工为企业文化,还是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忘员工的尊严,工作在这两种企业里,感受显然是不同的。想起网上一个段子,说台风来了,连华为都放假了,言外之意是,什么样的企业还会要求员工上班?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广深等地,有大量公共服务性机构在第一时间响应停工令,其中不乏银行、公积金中心、政府服务中心等服务性机构。虽说停工令面前人人平等,但公共服务性机构要承担公共责任,一概停工未必合理,而且停工之前缺乏广泛通知和服务指引,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同样,在行政指令之下,公共服务性单位更容易执行,而企业则缺乏明确指引,这虽然不能断定为选择性放假所致,但规定的含混为企业提供了足够的游移空间,所以普通劳动者难免成了最终的牺牲品。
这样一场台风,暴露了不少机构的底线。既考验了应急体系的完善与否,也检验了企业的真实文化。对那些平时说着如何尊重员工、企业追求如何高大上,在台风红色预警里,却浑然不顾员工生命安全的企业,还是辞工吧。这种企业关键时候都不尊重生命安全,你能指望它平时尊重劳动权益?
腾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微信之父张小龙近日在朋友圈里怒喷“要求员工周六上班”的创业公司,张小龙说,“好像加入创业公司就一定要特别辛苦的样子,一定要5+2,+白+黑,好像就一定要放弃所有的闲暇和尊严。他们要的都是铁人?打着创业公司的旗号做着压榨员工的事,真的很过分。”
张小龙在朋友圈里写道,“前几年一个来我们够公司面试的年轻人,后来没有选择我们,原因是觉得我们公司太所谓的“懒散”不像创业公司,说我们没前途。他去了一个当时大家认为很牛的创业公司,不过这家公司最近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阿里,为了体现创业精神,周六无论有没有事,必须都要到公司来,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个烂公司!创业是一件越来越正常的事,创业公司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需要闲暇,需要思考,也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
以上是张小龙的观点,让员工周六日来上班的创业公司都是烂公司,让员工连轴转的公司没有前途。
员工们终于找到体贴他们的带头大哥,但创业公司的老板们一头雾水,阿里巴巴、乐视周六都上班,如果我们周六休息的话,一辈子都没有追赶的可能性。周六让员工上班的老板都是坏人吗?
腾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微信之父张小龙近日在朋友圈里怒喷“要求员工周六上班”的创业公司,张小龙说,“好像加入创业公司就一定要特别辛苦的样子,一定要5+2,+白+黑,好像就一定要放弃所有的闲暇和尊严。他们要的都是铁人?打着创业公司的旗号做着压榨员工的事,真的很过分。”
张小龙在朋友圈里写道,“前几年一个来我们够公司面试的年轻人,后来没有选择我们,原因是觉得我们公司太所谓的“懒散”不像创业公司,说我们没前途。他去了一个当时大家认为很牛的创业公司,不过这家公司最近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阿里,为了体现创业精神,周六无论有没有事,必须都要到公司来,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个烂公司!创业是一件越来越正常的事,创业公司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需要闲暇,需要思考,也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
以上是张小龙的观点,让员工周六日来上班的创业公司都是烂公司,让员工连轴转的公司没有前途。
员工们终于找到体贴他们的带头大哥,但创业公司的老板们一头雾水,阿里巴巴、乐视周六都上班,如果我们周六休息的话,一辈子都没有追赶的可能性。周六让员工上班的老板都是坏人吗?
20多年的奋斗实践,让任正非认识到,自我批判对一个公司的发展有多么重要。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坚持这条原则,华为绝不会有今天;而未来,华为还能向前走多远,则取决于华为人还能继续坚持自我批判多久。
华为要不断进行自我批判,抛弃一切可以抛弃的东西,虚心向业界最佳学习。中国人就是因为太聪明了,5000年都受穷。日本人和德国人并不比中国人更聪明,但日本人和德国人比中国人富裕不知道有多少倍。中国人如果不把这个聪明规范化起来的话,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20多年的奋斗实践,让任正非认识到,自我批判对一个公司的发展有多么重要。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坚持这条原则,华为绝不会有今天;而未来,华为还能向前走多远,则取决于华为人还能继续坚持自我批判多久。
华为要不断进行自我批判,抛弃一切可以抛弃的东西,虚心向业界最佳学习。中国人就是因为太聪明了,5000年都受穷。日本人和德国人并不比中国人更聪明,但日本人和德国人比中国人富裕不知道有多少倍。中国人如果不把这个聪明规范化起来的话,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美媒称,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创造了世界上的一个财富繁荣景象,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新富豪诞生最快的地方之一。
美国《福布斯》双月刊网站7月24日刊发题为《中国一半以上家族企业后继乏人》的报道称,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国营企业如今创造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就业机会。在各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家族企业包括宗庆后家族执掌的娃哈哈、夫妻档潘石屹和张欣执掌的SOHO中国。中国首富王健林执掌的万达集团据估计有朝一日会移交给他爱好奢华的儿子王思聪,但后者目前在公司里发挥的作用似乎十分有限。
报道称,中国改革最早一批先驱当中的很多人发现他们的子女无意接管家族企业。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家族传承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李秀娟表示,一半以上的中国传统民营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冲突怎么解决?员工怎么办?以下是《福布斯》记者与李秀娟的交谈摘要。
问:当下一代不愿子承父业时,传统产业如何解决接班问题?这个问题能量化吗?
答:在中国很难量化。我估计,一半以上传统家族企业的第二代不愿接班。这是个非常切实而普遍的挑战。第一代有很多是夫妻或兄弟姐妹一起创业,但后来有时候只剩下父子打理家族企业。
有些观念和现实因素限制了第二代接管家族企业的意愿。首先,这跟产业潮流有关。这些家族企业大多非常传统,你到温州、义乌或浙江的其他地区去看看吧,第二代通常都对接班不感兴趣。其次,大多数人上了大学,有些到海外留学后回国。他们现在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当中许多人选择进入金融或投资行业并希望创办自己的公司。有些人甚至选择为别人打工。
我曾看到某些第一代强迫第二代回归家族企业。第二代回归家族企业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传统家庭观念。例如,他们觉得父母老了,他们不回来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愿意,但不得不接班。
问:中国有哪些地理区域的传统价值观念格外强吗?
答:有的,广东和浙江的一些地区。除了在大城市,我相信传统价值观念还是很强的。但这是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不想接班。另一方面,一旦他们的父母生病或老迈而坚持要求(他们接班),他们会刚开始迟缓不决但最终回归。
问:这些的接班效果会好吗?
答:这其实取决于父母和创始人。他们必须足够豁达,能允许第二代犯错从而充当他们的后盾。在这个过程中,第二代会不断学习和成长。
第二代总是会解聘一些人,这是他们必须经历的过程,不这样做就很难树立个人威信。完成了这个过程,他们就可以开启自己的旅程了:聘用新人,打造自己的团队。这个过程在许多家族企业都会发生。
问:有没有“折中”余地,比如儿子留在家族企业内但开创新的赢利渠道而不是传统业务?
答:有。第二代也许会对某个行业不感兴趣,但仍希望有所作为。他们也许会想自己创业:与父亲联手。在中国,我们将这个现象称为“一代半”。既有第一代也有第二代,他们彼此合作。这大概可以解决儿子不愿接班的问题。通常父亲也会乐于帮助儿子创业。这样一来就皆大欢喜。过个几年,儿子就会回来接管老企业。
美媒称,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创造了世界上的一个财富繁荣景象,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新富豪诞生最快的地方之一。
美国《福布斯》双月刊网站7月24日刊发题为《中国一半以上家族企业后继乏人》的报道称,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国营企业如今创造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就业机会。在各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家族企业包括宗庆后家族执掌的娃哈哈、夫妻档潘石屹和张欣执掌的SOHO中国。中国首富王健林执掌的万达集团据估计有朝一日会移交给他爱好奢华的儿子王思聪,但后者目前在公司里发挥的作用似乎十分有限。
报道称,中国改革最早一批先驱当中的很多人发现他们的子女无意接管家族企业。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家族传承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李秀娟表示,一半以上的中国传统民营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冲突怎么解决?员工怎么办?以下是《福布斯》记者与李秀娟的交谈摘要。
问:当下一代不愿子承父业时,传统产业如何解决接班问题?这个问题能量化吗?
答:在中国很难量化。我估计,一半以上传统家族企业的第二代不愿接班。这是个非常切实而普遍的挑战。第一代有很多是夫妻或兄弟姐妹一起创业,但后来有时候只剩下父子打理家族企业。
有些观念和现实因素限制了第二代接管家族企业的意愿。首先,这跟产业潮流有关。这些家族企业大多非常传统,你到温州、义乌或浙江的其他地区去看看吧,第二代通常都对接班不感兴趣。其次,大多数人上了大学,有些到海外留学后回国。他们现在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当中许多人选择进入金融或投资行业并希望创办自己的公司。有些人甚至选择为别人打工。
我曾看到某些第一代强迫第二代回归家族企业。第二代回归家族企业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传统家庭观念。例如,他们觉得父母老了,他们不回来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愿意,但不得不接班。
问:中国有哪些地理区域的传统价值观念格外强吗?
答:有的,广东和浙江的一些地区。除了在大城市,我相信传统价值观念还是很强的。但这是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不想接班。另一方面,一旦他们的父母生病或老迈而坚持要求(他们接班),他们会刚开始迟缓不决但最终回归。
问:这些的接班效果会好吗?
答:这其实取决于父母和创始人。他们必须足够豁达,能允许第二代犯错从而充当他们的后盾。在这个过程中,第二代会不断学习和成长。
第二代总是会解聘一些人,这是他们必须经历的过程,不这样做就很难树立个人威信。完成了这个过程,他们就可以开启自己的旅程了:聘用新人,打造自己的团队。这个过程在许多家族企业都会发生。
问:有没有“折中”余地,比如儿子留在家族企业内但开创新的赢利渠道而不是传统业务?
答:有。第二代也许会对某个行业不感兴趣,但仍希望有所作为。他们也许会想自己创业:与父亲联手。在中国,我们将这个现象称为“一代半”。既有第一代也有第二代,他们彼此合作。这大概可以解决儿子不愿接班的问题。通常父亲也会乐于帮助儿子创业。这样一来就皆大欢喜。过个几年,儿子就会回来接管老企业。
“我建议用合约的方法,让任何人都可以私底下交易,白纸黑字签好,不要管这个合同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把这个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让它们去决定,因为它们要竞争要生存”。7月23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和人文经济学会共同举办的“劳动合同法与供给侧改革”学术研讨会上,张五常做视频连线演讲时作如上表述。
张五常为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以下为他演讲的主要观点:
1、假如你在路边看到一个擦皮鞋的儿童帮擦皮鞋,擦完之后你付他5块钱,你这5块钱是给他的劳动力呢?还是给这个皮鞋擦完的光亮?因为即使是拿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大师也未必能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经济学的悲哀。答案就是:一样的。
2、合约的选择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就是禁止合约选择的自由,就是不让市场选择交易费用较低的合约,逼他们用较高的交易费用的方法。看看东莞,一件工厂拆小了,拆到家家户户都在做,就造成了许多山寨的问题。这种山寨的问题,英国在17世纪工业革命就淘汰的,为什么现在我们又走回头路呢?
3、我建议用合约的方法,让任何人都可以私底下交易,白纸黑字签好,不要管这个合同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把这个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让它们去决定,因为它们要竞争要生存。要记得中国的竞争不是跟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竞争,而是跟越南竞争。
4、现在有些大工厂都跑到印度、越南去,中国的损失数以几十万亿算,而且这个问题还存在,是不能改进的,怎么改?因为有劳动合同法就改不了。
5、社保是从国外抄回来的。国外有社保是因为父母是不管儿女的,念书是要向父母借钱的,父母要饿死的,他们也是不管的。中国人是不能接受这种文化的,我们是讲孝道的。我认为社保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社保投资回报率是很低的,全世界都是低的。
6、不能一味的引进国外的东西,中国既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外国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我们偏偏引进这些不好的东西,这是大的问题。
“我建议用合约的方法,让任何人都可以私底下交易,白纸黑字签好,不要管这个合同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把这个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让它们去决定,因为它们要竞争要生存”。7月23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和人文经济学会共同举办的“劳动合同法与供给侧改革”学术研讨会上,张五常做视频连线演讲时作如上表述。
张五常为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以下为他演讲的主要观点:
1、假如你在路边看到一个擦皮鞋的儿童帮擦皮鞋,擦完之后你付他5块钱,你这5块钱是给他的劳动力呢?还是给这个皮鞋擦完的光亮?因为即使是拿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大师也未必能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经济学的悲哀。答案就是:一样的。
2、合约的选择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就是禁止合约选择的自由,就是不让市场选择交易费用较低的合约,逼他们用较高的交易费用的方法。看看东莞,一件工厂拆小了,拆到家家户户都在做,就造成了许多山寨的问题。这种山寨的问题,英国在17世纪工业革命就淘汰的,为什么现在我们又走回头路呢?
3、我建议用合约的方法,让任何人都可以私底下交易,白纸黑字签好,不要管这个合同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把这个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让它们去决定,因为它们要竞争要生存。要记得中国的竞争不是跟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竞争,而是跟越南竞争。
4、现在有些大工厂都跑到印度、越南去,中国的损失数以几十万亿算,而且这个问题还存在,是不能改进的,怎么改?因为有劳动合同法就改不了。
5、社保是从国外抄回来的。国外有社保是因为父母是不管儿女的,念书是要向父母借钱的,父母要饿死的,他们也是不管的。中国人是不能接受这种文化的,我们是讲孝道的。我认为社保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社保投资回报率是很低的,全世界都是低的。
6、不能一味的引进国外的东西,中国既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外国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我们偏偏引进这些不好的东西,这是大的问题。
23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财政部长楼继伟出席会议并就“应对数字经济征税”、“义无反顾推进房地产税收改革”等问题发表看法。
楼继伟认为,税收政策首先应该体现公平,其次是鼓励创新。数字经济包括电子商务都是创新,对于这些新兴行业应该收税,否则就不公平。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零售额增长28%,实体店增长8%。但数字经济有很大社会影响力,有很大的既得利益,真正付诸实施很难。
据了解,此次会议一共有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900名代表参加,目的是给仍显疲弱的世界经济下诊断书、开药方,为9月份召开的G20杭州领导人峰会作准备。参会代表的承诺和行动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货币政策应继续支持经济活动,并保持价格稳定;二是财政政策应保持灵活性,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信心;三是税收政策要鼓励创新,同时要保持平衡。
也就是说,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可能性较小,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将加大,建立国际税收新秩序,打破跨国公司避税和数字经济不征税的现状。
23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财政部长楼继伟出席会议并就“应对数字经济征税”、“义无反顾推进房地产税收改革”等问题发表看法。
楼继伟认为,税收政策首先应该体现公平,其次是鼓励创新。数字经济包括电子商务都是创新,对于这些新兴行业应该收税,否则就不公平。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零售额增长28%,实体店增长8%。但数字经济有很大社会影响力,有很大的既得利益,真正付诸实施很难。
据了解,此次会议一共有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900名代表参加,目的是给仍显疲弱的世界经济下诊断书、开药方,为9月份召开的G20杭州领导人峰会作准备。参会代表的承诺和行动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货币政策应继续支持经济活动,并保持价格稳定;二是财政政策应保持灵活性,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信心;三是税收政策要鼓励创新,同时要保持平衡。
也就是说,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可能性较小,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将加大,建立国际税收新秩序,打破跨国公司避税和数字经济不征税的现状。
韩媒称,韩国大部分年轻人就梦想有个体面的工作。而在中国呢,年轻人个个都在打算做“老板”。
据韩国《中央日报》网站7月21日报道,最近中国年轻人之间则普遍流行着“二十不当老板非好汉”的说法。可见中国创业热情之高。作为创业的基础,人人都在高呼创新。那么,是什么力量将中国打造成了一个创业国家呢?
报道称,中国的创业热潮通过数据体现得非常明显。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消息称,2015年中国新增法人达到443.9万家,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比5年前的94万家增加了4倍以上,相当于每天都有1.2万家以上创业公司成立,约是韩国所有风险企业总数的150倍。
把中国打造成创业国家的力量主要有两股,一是中国政府的坚定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构建方便创业的强大基础设施。包括象征中国青年创业的北京中关村在内,中国各省都成立了创新产业园区,为创业提供依托。
中国政府的第二大支持体现在对人才的投资方面。中国早在2011年就颁布了吸引优秀留学人才的“千人计划”。入选千人计划的人才不仅可以得到创业初期资本支持,还可以获得各方面的生活费用补助。他们可以获得200万-400万元人民币作为研究启动资金,并可以获得与中国最顶级九所大学同等级别的薪水。千人计划也是中国为吸引那些出国寻求更好教育的人才重回祖国而颁布的物质与精神支持政策。
第三大支持是通过补偿机制使投资者可以放心对新生风险企业进行投资。中国推出了由政府为投资者的失败创业投资提供补偿的项目计划。上海市政府为刺激天使投资而从今年2月开始推出的补偿项目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根据该项目,天使投资者向风险企业投资时如果不幸失败,无法回收投资资金,最高可获600万元人民币补偿。
报道称,中国创业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民间领域的强大支撑。目前的创业热潮虽然由政府主导掀起,但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民间企业为打造初创企业生态环境而积极进行投资的做法也点燃了中国的创业热情。
中国经济结束将近3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进入了被叫做“新常态”的中速增长时代。因此中国政府认为,为了激活中国经济,必须以创新为武器鼓励民众更多创业。同时,中国此举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报道称,中国青年也不满足于一般的工作岗位,普遍希望得到更加优质的工作。为了打破这种无法令人满足的现状,他们纷纷将创业视为新的突破口。
中国掀起的创业浪潮并非与韩国毫无关系。中国掀起史上最强烈的创业风潮,对韩国新生风险企业也不失为一大机遇。有意延续全球信息通信技术企业成功案例的中国创业热潮预计将在未来5~6年持续发展,利用中国创业生态环境可以为面向更大的市场开展事业创造条件。
报道称,当然,进军中国时需要考虑诸多因素。由于中国的竞争比韩国更加激烈,而且通信环境、用户习惯等市场情况都与韩国存在差异,必须提前做好先行调查。此外,还需要对中国市场乃至中国文化进行充分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老话说“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在中国经商,只要提前做好充分的了解,才能有所收获。
韩媒称,韩国大部分年轻人就梦想有个体面的工作。而在中国呢,年轻人个个都在打算做“老板”。
据韩国《中央日报》网站7月21日报道,最近中国年轻人之间则普遍流行着“二十不当老板非好汉”的说法。可见中国创业热情之高。作为创业的基础,人人都在高呼创新。那么,是什么力量将中国打造成了一个创业国家呢?
报道称,中国的创业热潮通过数据体现得非常明显。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消息称,2015年中国新增法人达到443.9万家,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比5年前的94万家增加了4倍以上,相当于每天都有1.2万家以上创业公司成立,约是韩国所有风险企业总数的150倍。
把中国打造成创业国家的力量主要有两股,一是中国政府的坚定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构建方便创业的强大基础设施。包括象征中国青年创业的北京中关村在内,中国各省都成立了创新产业园区,为创业提供依托。
中国政府的第二大支持体现在对人才的投资方面。中国早在2011年就颁布了吸引优秀留学人才的“千人计划”。入选千人计划的人才不仅可以得到创业初期资本支持,还可以获得各方面的生活费用补助。他们可以获得200万-400万元人民币作为研究启动资金,并可以获得与中国最顶级九所大学同等级别的薪水。千人计划也是中国为吸引那些出国寻求更好教育的人才重回祖国而颁布的物质与精神支持政策。
第三大支持是通过补偿机制使投资者可以放心对新生风险企业进行投资。中国推出了由政府为投资者的失败创业投资提供补偿的项目计划。上海市政府为刺激天使投资而从今年2月开始推出的补偿项目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根据该项目,天使投资者向风险企业投资时如果不幸失败,无法回收投资资金,最高可获600万元人民币补偿。
报道称,中国创业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民间领域的强大支撑。目前的创业热潮虽然由政府主导掀起,但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民间企业为打造初创企业生态环境而积极进行投资的做法也点燃了中国的创业热情。
中国经济结束将近3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进入了被叫做“新常态”的中速增长时代。因此中国政府认为,为了激活中国经济,必须以创新为武器鼓励民众更多创业。同时,中国此举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报道称,中国青年也不满足于一般的工作岗位,普遍希望得到更加优质的工作。为了打破这种无法令人满足的现状,他们纷纷将创业视为新的突破口。
中国掀起的创业浪潮并非与韩国毫无关系。中国掀起史上最强烈的创业风潮,对韩国新生风险企业也不失为一大机遇。有意延续全球信息通信技术企业成功案例的中国创业热潮预计将在未来5~6年持续发展,利用中国创业生态环境可以为面向更大的市场开展事业创造条件。
报道称,当然,进军中国时需要考虑诸多因素。由于中国的竞争比韩国更加激烈,而且通信环境、用户习惯等市场情况都与韩国存在差异,必须提前做好先行调查。此外,还需要对中国市场乃至中国文化进行充分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老话说“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在中国经商,只要提前做好充分的了解,才能有所收获。
20日,网友“重庆爆料一姐”称,一位员工刚刚提交辞职单,离职理由竟然是“长胖了24斤,要回家减肥”。如此诚恳的“离职请求”,再次刷新了网友三观。
那么这份申请是确有此事还是为了博出位呢?随后,记者找到填写离职单的员工小代,她今年24岁,重庆江北区人,在黄泥磅附近一家公司运营部上班。
“长胖确实是离职的主因。”小代告诉记者,因为工作性质关系,需要在电脑前长时间久坐。另外,公司福利也比较完善,每天都会准备零食和饮料,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体重飙长,“我入职前116斤,现在140斤,长了24斤。”她说,入职差不多两年,算下来平均每个月就要长1斤。记者从她提供的两张照片比较发现,现在的她和两年前相比是明显长胖不少。
小代称,每次出去和朋友聚会,大家都会说“怎么又长胖了。”最令她苦恼的是,耍朋友的时候,两个人只要一吵架,对方就会用“胖子”这些字眼来攻击她。她表示,现在就想换一份工作,先减肥,再找一份不用对着电脑久坐的工作。
随后,小代所在公司的主管陈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已经收到离职申请,“确实很意外,这样的离职理由也是第一次遇到。”她坦言,会尊重员工的选择。
20日,网友“重庆爆料一姐”称,一位员工刚刚提交辞职单,离职理由竟然是“长胖了24斤,要回家减肥”。如此诚恳的“离职请求”,再次刷新了网友三观。
那么这份申请是确有此事还是为了博出位呢?随后,记者找到填写离职单的员工小代,她今年24岁,重庆江北区人,在黄泥磅附近一家公司运营部上班。
“长胖确实是离职的主因。”小代告诉记者,因为工作性质关系,需要在电脑前长时间久坐。另外,公司福利也比较完善,每天都会准备零食和饮料,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体重飙长,“我入职前116斤,现在140斤,长了24斤。”她说,入职差不多两年,算下来平均每个月就要长1斤。记者从她提供的两张照片比较发现,现在的她和两年前相比是明显长胖不少。
小代称,每次出去和朋友聚会,大家都会说“怎么又长胖了。”最令她苦恼的是,耍朋友的时候,两个人只要一吵架,对方就会用“胖子”这些字眼来攻击她。她表示,现在就想换一份工作,先减肥,再找一份不用对着电脑久坐的工作。
随后,小代所在公司的主管陈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已经收到离职申请,“确实很意外,这样的离职理由也是第一次遇到。”她坦言,会尊重员工的选择。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若是20岁穷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会穷下去;若领中产阶级薪资的人,发展也有限,只有一开始就领高薪的人,才有可能一辈子赚大钱。“无论你的教育背景为何,起头对你将爬到哪里,变得愈来愈重要。”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若是20岁穷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会穷下去;若领中产阶级薪资的人,发展也有限,只有一开始就领高薪的人,才有可能一辈子赚大钱。“无论你的教育背景为何,起头对你将爬到哪里,变得愈来愈重要。”
7月18日起,一幅企业内部通知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图片显示,这份文件题为“爱国通知”,盖有“杭州比纳实业有限公司”的印章,当天由公司总经理签署。19日,记者从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该公司证实,这家企业确实发过这个通知。
“主要目的是禁止iPhone7上市后员工跟风购买,更换现在使用的苹果手机则不是强制的。”公司一名沈姓股东告诉记者,“公司的座右铭是‘让中国爱上中国造’——目前市面上的国产手机性能都很好,为什么一定要跟风购买高价的苹果手机呢?”
《通知》称,对更换手机的员工将给予补贴:使用iPhone4系列的,给予更换补贴1000元;用iPhone5、iPhone6系列的,分别补贴1500元、2500元。员工先到办公室领取要求更换手机表格,登记原苹果手机型号,自行更换手机后,带原手机和新购手机发票到总经理助理处签字,再到财务部领取补贴,原手机作销毁处理。
对“原手机作销毁处理”,前述沈姓股东告诉记者:这个也不是硬性要求,员工可以自行处理。
据了解到,该公司此前没有发过推荐、鼓励员工使用国产手机的通知。
沈姓股东透露,公司有员工50多人,发通知前做过统计,员工使用的手机有小米、华为、苹果三种,用国产机的多于用苹果手机的,“已有十几个员工咨询过换手机的事,五六个领了表格。”
“在不存在企业机密信息泄露隐患的情况下,仅以‘支持国货’为由要求员工换国产手机,这种做法欠妥。”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表示,作为市场主体,企业的主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优质、安全的产品和服务,其生产经营、内部管理都应该围绕这个定位展开,“禁止员工购买苹果新机的规定,与企业的定位和目标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员工使用什么品牌的手机是其个人选择,不应把公司意愿强加到个人头上。”
7月18日起,一幅企业内部通知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图片显示,这份文件题为“爱国通知”,盖有“杭州比纳实业有限公司”的印章,当天由公司总经理签署。19日,记者从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该公司证实,这家企业确实发过这个通知。
“主要目的是禁止iPhone7上市后员工跟风购买,更换现在使用的苹果手机则不是强制的。”公司一名沈姓股东告诉记者,“公司的座右铭是‘让中国爱上中国造’——目前市面上的国产手机性能都很好,为什么一定要跟风购买高价的苹果手机呢?”
《通知》称,对更换手机的员工将给予补贴:使用iPhone4系列的,给予更换补贴1000元;用iPhone5、iPhone6系列的,分别补贴1500元、2500元。员工先到办公室领取要求更换手机表格,登记原苹果手机型号,自行更换手机后,带原手机和新购手机发票到总经理助理处签字,再到财务部领取补贴,原手机作销毁处理。
对“原手机作销毁处理”,前述沈姓股东告诉记者:这个也不是硬性要求,员工可以自行处理。
据了解到,该公司此前没有发过推荐、鼓励员工使用国产手机的通知。
沈姓股东透露,公司有员工50多人,发通知前做过统计,员工使用的手机有小米、华为、苹果三种,用国产机的多于用苹果手机的,“已有十几个员工咨询过换手机的事,五六个领了表格。”
“在不存在企业机密信息泄露隐患的情况下,仅以‘支持国货’为由要求员工换国产手机,这种做法欠妥。”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表示,作为市场主体,企业的主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优质、安全的产品和服务,其生产经营、内部管理都应该围绕这个定位展开,“禁止员工购买苹果新机的规定,与企业的定位和目标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员工使用什么品牌的手机是其个人选择,不应把公司意愿强加到个人头上。”
日前在京发布的《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高职院校农家子弟的比重逐年上升,目前已达到53%。高职毕业生月均收入连续五年增长,毕业3年后月收入5020元。高职毕业生自主创业群体不断扩大。2015届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比例为3.9%,相对于2011届增长1.7个百分点。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2012届高职毕业生中,有47.5%的人3年后还在自主创业,比2008届上升12.7个百分点。
2015届高等职业院校理工农医类专业毕业生中,有65%所从事的工作与专业相关。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连续5年呈上升趋势,2015届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已达61%,相对5年前上升17%。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主动与产业发展对接,面向第三产业的专业增加到2997个,增幅104.3%。该年度报告是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委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研究院共同编制的。
日前在京发布的《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高职院校农家子弟的比重逐年上升,目前已达到53%。高职毕业生月均收入连续五年增长,毕业3年后月收入5020元。高职毕业生自主创业群体不断扩大。2015届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比例为3.9%,相对于2011届增长1.7个百分点。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2012届高职毕业生中,有47.5%的人3年后还在自主创业,比2008届上升12.7个百分点。
2015届高等职业院校理工农医类专业毕业生中,有65%所从事的工作与专业相关。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连续5年呈上升趋势,2015届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已达61%,相对5年前上升17%。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主动与产业发展对接,面向第三产业的专业增加到2997个,增幅104.3%。该年度报告是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委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研究院共同编制的。
近日,国内某高校正式发布《国际传媒创新创业白皮书》。白皮书显示,网络新媒体是目前大学生选择创业领域的首要目标,占81.2%,遥遥领先广播电视、平面媒体及其他领域。新媒体创业的门槛很低,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好点子就可以开启创业之路。但是在浩浩荡荡的创业大军中,成功率却不尽如人意。大学生在新媒体创业中到底竞争力几何?
缘何选择新媒体
早在大三时,中国传媒大学的冷文涛就加入了创业大军。经历了两次创业失败,今年毕业的他选择利用新媒体,打造为用户提供高效优质的个性化的商品定制的“马良”项目。
在冷文涛看来,大学生选择新媒体创业具有先天优势:“大学生都是在新媒体、互联网时代下成长起来的,天然地具备互联网的基因,可以很迅速的利用互联网。”
与冷文涛想法相同的人不在少数。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大学生创业人数占当年毕业总数的2.9%;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当年的毕业生中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达6.3%。2016年的大学生创业趋向理性,但也维持在较高水平,选择新媒体创业的大学生数量更是占据绝大多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告诉记者,在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创建自媒体账号很容易,进入网络新媒体的门槛比较低,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新媒体创意增长的成本降低,因此新媒体成为大学生选择的一个方向。
“新媒体本身具有很多新奇的特点,每次互联网升级都会带来一些新维度,而没有知识上 历史包袱 的大学生,不会受到限制,从而在新媒体运营中会比较有优势。”沈阳说。
荆棘满布创业路
虽然众多大学生们满怀激情的投身于新媒体创业,但是其创业成功率并不理想。
《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3年后超过半数的人退出创业。即便在创业环境较好的省份如浙江,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也只有5%左右。
大学毕业后在传统媒体工作了2年,现在新媒体芥末堆担任主编的梅天一认为,刚毕业的大学生进行新媒体创业优势并不明显,因为大学生“缺乏优秀内容输出能力,缺乏对社会各行业深度的了解”。
干脆互动CEO、90lab主理人王大泽是名“90后”新媒体从业者,采访中他表示大学生进入新媒体行业工作和创办新媒体公司完全是两回事。
此前,王大泽从大学期间就在媒体实习,毕业后又在公关公司的新媒体部门有3年工作经历。
“新媒体行业不是说你年轻就够了,而是和所有行业一样,需要你踏踏实实进行大量的实践以及经验的积累。没有这些积累,你仅凭一腔热血以及无知无畏的精神,公司的下场大概可想而知。”王大泽感慨地说。
全面提升竞争力
在这样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媒体创业环境中,大学生创业者们无疑需要全方位提升自身实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才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创业成果。
沈阳认为,大学生进行新媒体创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敢想”。互联网领域永远渴望新鲜事物,从业者永远渴望从0到1的突破,所以大学生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如何打破常规。而大学生在人际关系、社会认知、社会经验方面的不足,则可以通过快速融入到互联网,洞察用户需求,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等种种努力,转化为优势。
创业“前辈”冷文涛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了一些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建议。首先年轻的创业者们需要转变思维,创业与就业是两码事。其次要向前辈学习,参与课程、活动,与投资人见面,开拓视野,了解创业运行背后的规则、道理。同时,大学生创业要多去实践,快速试错。
这也就要求社会、政府和学校做更多的工作,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宽容的环境。即使一次创业不成功,也给他们再次创业的希望。
“连续创业者”,这是现在创业失败者的一个新称呼。“我们应该尊重连续创业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生创业需要更多理性,获得社会更多的支持。创业的成功概率才有可能提升。”沈阳说。
近日,国内某高校正式发布《国际传媒创新创业白皮书》。白皮书显示,网络新媒体是目前大学生选择创业领域的首要目标,占81.2%,遥遥领先广播电视、平面媒体及其他领域。新媒体创业的门槛很低,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好点子就可以开启创业之路。但是在浩浩荡荡的创业大军中,成功率却不尽如人意。大学生在新媒体创业中到底竞争力几何?
缘何选择新媒体
早在大三时,中国传媒大学的冷文涛就加入了创业大军。经历了两次创业失败,今年毕业的他选择利用新媒体,打造为用户提供高效优质的个性化的商品定制的“马良”项目。
在冷文涛看来,大学生选择新媒体创业具有先天优势:“大学生都是在新媒体、互联网时代下成长起来的,天然地具备互联网的基因,可以很迅速的利用互联网。”
与冷文涛想法相同的人不在少数。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大学生创业人数占当年毕业总数的2.9%;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当年的毕业生中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达6.3%。2016年的大学生创业趋向理性,但也维持在较高水平,选择新媒体创业的大学生数量更是占据绝大多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告诉记者,在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创建自媒体账号很容易,进入网络新媒体的门槛比较低,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新媒体创意增长的成本降低,因此新媒体成为大学生选择的一个方向。
“新媒体本身具有很多新奇的特点,每次互联网升级都会带来一些新维度,而没有知识上 历史包袱 的大学生,不会受到限制,从而在新媒体运营中会比较有优势。”沈阳说。
荆棘满布创业路
虽然众多大学生们满怀激情的投身于新媒体创业,但是其创业成功率并不理想。
《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3年后超过半数的人退出创业。即便在创业环境较好的省份如浙江,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也只有5%左右。
大学毕业后在传统媒体工作了2年,现在新媒体芥末堆担任主编的梅天一认为,刚毕业的大学生进行新媒体创业优势并不明显,因为大学生“缺乏优秀内容输出能力,缺乏对社会各行业深度的了解”。
干脆互动CEO、90lab主理人王大泽是名“90后”新媒体从业者,采访中他表示大学生进入新媒体行业工作和创办新媒体公司完全是两回事。
此前,王大泽从大学期间就在媒体实习,毕业后又在公关公司的新媒体部门有3年工作经历。
“新媒体行业不是说你年轻就够了,而是和所有行业一样,需要你踏踏实实进行大量的实践以及经验的积累。没有这些积累,你仅凭一腔热血以及无知无畏的精神,公司的下场大概可想而知。”王大泽感慨地说。
全面提升竞争力
在这样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媒体创业环境中,大学生创业者们无疑需要全方位提升自身实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才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创业成果。
沈阳认为,大学生进行新媒体创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敢想”。互联网领域永远渴望新鲜事物,从业者永远渴望从0到1的突破,所以大学生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如何打破常规。而大学生在人际关系、社会认知、社会经验方面的不足,则可以通过快速融入到互联网,洞察用户需求,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等种种努力,转化为优势。
创业“前辈”冷文涛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了一些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建议。首先年轻的创业者们需要转变思维,创业与就业是两码事。其次要向前辈学习,参与课程、活动,与投资人见面,开拓视野,了解创业运行背后的规则、道理。同时,大学生创业要多去实践,快速试错。
这也就要求社会、政府和学校做更多的工作,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宽容的环境。即使一次创业不成功,也给他们再次创业的希望。
“连续创业者”,这是现在创业失败者的一个新称呼。“我们应该尊重连续创业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生创业需要更多理性,获得社会更多的支持。创业的成功概率才有可能提升。”沈阳说。
7月11日,在阿里巴巴首届全球XIN公益大会上,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对媒体表示:“以我今天的收入和财富,如果再要去追求钱,那跟猪也没有什么区别了。今天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把钱用在哪里,把时间用在哪里更重要。”
在演讲中,马云指出,如果世界不够好,你即使过得再好都没有意义。公益的职责就是唤醒每个人心中的善良。“公益的心态,加上商业的手法,这是做成事情的最有效方法。”
马云表示,公益需要钱,但是光有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公益和慈善还是有点差异,慈善在于给予,而公益是在于参与,是在于点点滴滴的行动。
以下为马云演讲全文:
尊敬的潘基文秘书长,潘夫人,尊敬的戈登·布朗,尊敬的刘大使,各位来宾早上好!非常高兴大家参加今天的XIN公益大会,包括没有来到现场的把爱心要给公益事业的朋友。
在我们决定要办这个公益大会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们应该把时间放在赚钱上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一个人到底应该把时间放在哪里才是最对的。
七年以前阿里巴巴集团从钱塘江北面搬到钱塘江南岸,我们搞了一个活动。有些同事会游泳,我们就让一些员工游过钱塘江搞接力赛,当最后一棒员工上岸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身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及各种各样的残渣,我们所有员工那一天非常震动,没有想到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没想到这就是我们在喝的水。
从那一天起,阿里巴巴所有员工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不够好,你即使过得再好都没有意义。所以从那一天起,我们决定阿里巴巴把每年千分之三的营业额作为公益基金来建设整个城市、国家和世界的环境保护。
我们以为那样做就已经足够了,但是我们很快又明白一个道理,公益需要钱,但是光有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公益和慈善还是有点差异,慈善在于给予,而公益是在于参与,是在于点点滴滴的行动。慈善可能以给钱为主,而公益需要你花出的是时间、激情、智慧以及所有你可能拿不出来的东西。你未必有能力去做慈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去做公益,参与公益。
我们认为,做公益、做慈善都是做人生一辈子中最大的一种福报。我们在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七年以来,我们发现在公益的路上,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仁,他们一直在探求、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改变着生活、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一批人需要有一个平台、需要有一个机会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经验和看法。
就像潘基文先生、戈登·布朗、萨尔曼·可汗、姚明、李连杰以及在座很多人,他们之所以受到尊重,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做了除了自己以外的事情,付出了时间和真心。公益和慈善的不同,因为慈善是给出自己的善心,而公益在于唤醒更多的善心。慈善是个人的,而公益却是以群体行动为主,公益应该是Public,慈善是个人行为,是善心,背后捐了多少,是个人隐私,把慈善做得太Public,可能味道会变样,但是把公益做得太private,又缺乏影响力。公益不是花了多少钱,公益是看你唤醒了多少爱心。
人们经常在问,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我一直觉得,从太极哲学来讲,人刚出生的时候,50%的善和50%的恶是合在一起的,是教育、是文化、是信仰把我们的善意堆积了起来,善意超过了恶。但是由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恶的东西、坏的东西会偶尔淹没我们的善良。所以,我们需要擦洗我们自己的良心、擦洗我们自己的善心——而唤醒擦洗我们自己善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参与点点滴滴公益的行动。
公益的职责就是真正去唤醒每个人内心的闪亮。我记得日本地震那一年,中国云南也发生了地震,我们公司决定捐款给日本三百万人民币,给中国云南一百万人民币。原因是什么,因为日本可能受的灾难更大一点,当时我们公司内部有了巨大的辩论和争论,第一为什么要给日本捐款,为什么给日本捐的比中国多,所以公司内网争论非常之凶。
我的看法,我跟同事们讲,你捐是对的,你不捐也有理由,但是你自己不捐,让别人不捐那是不对的。今天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世界任何灾区,不会因为你捐出去的一点点钱而发生变化,你捐了钱,你自己发生了变化;因为你发生了变化,世界才有可能发生了变化。捐款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灾区,而是你自己。
所以我们相信,你捐出去的每一分钱,因为你改变了,世界就会改变,世界不会因为你的钱发生改变,是你的内心发生了变化。这世界的穷,你救不完,这世界的病,你治不光,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善意和善心给唤醒,这就是我们到处每年参加各种公益的初心,这也是我们今天举办这个公益的初心。
公益和慈善不同。慈善需要善心,公益除了善心,更要有善能,只有有能力,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好。我们一直坚信“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这是做公益最好的办法。政府考虑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得更为公平,科学家做事情是如何把事情做得更为准确,而企业家希望做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加有效。
今天的公益,政府、专家、企业家都应该加入进来,因为这些能力合在一起就是巨大的善能。善能,就是我们应该一起来努力、一起组织起来,真正做到有结果、有效率。
我们办这个XIN公益大会,真正的含义是“心”,亲情加上心里面的激情。各位,我认为心态、姿态和生态,是互为联动、合在一起的,人的心态的好坏会影响人的姿态的好坏,而姿态的好坏又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生态。
今天的雾霾其实不仅仅是环境的问题,今天的雾霾是我们这个社会心态的问题。心态出了问题,生态自然会出问题,中国有句古话,人定胜天,人定胜天的定是心态的定,天是天灾人祸,只有人的心态定了,天灾人祸,我们一定能够战胜。
所以战胜天灾人祸,需要我们从心态上去解决。我认为,心态就是儒释道思想,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需要的信仰,就是感恩、敬畏和真心。我们对昨天的一切充满着感恩之情,我们对于明天充满敬畏,我们对于今天充满珍惜。只有改变,从每个个人开始,我相信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好,从每个人改起,参与每个人点滴的行动,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谢谢大家!
7月11日,在阿里巴巴首届全球XIN公益大会上,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对媒体表示:“以我今天的收入和财富,如果再要去追求钱,那跟猪也没有什么区别了。今天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把钱用在哪里,把时间用在哪里更重要。”
在演讲中,马云指出,如果世界不够好,你即使过得再好都没有意义。公益的职责就是唤醒每个人心中的善良。“公益的心态,加上商业的手法,这是做成事情的最有效方法。”
马云表示,公益需要钱,但是光有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公益和慈善还是有点差异,慈善在于给予,而公益是在于参与,是在于点点滴滴的行动。
以下为马云演讲全文:
尊敬的潘基文秘书长,潘夫人,尊敬的戈登·布朗,尊敬的刘大使,各位来宾早上好!非常高兴大家参加今天的XIN公益大会,包括没有来到现场的把爱心要给公益事业的朋友。
在我们决定要办这个公益大会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们应该把时间放在赚钱上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一个人到底应该把时间放在哪里才是最对的。
七年以前阿里巴巴集团从钱塘江北面搬到钱塘江南岸,我们搞了一个活动。有些同事会游泳,我们就让一些员工游过钱塘江搞接力赛,当最后一棒员工上岸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身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及各种各样的残渣,我们所有员工那一天非常震动,没有想到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没想到这就是我们在喝的水。
从那一天起,阿里巴巴所有员工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不够好,你即使过得再好都没有意义。所以从那一天起,我们决定阿里巴巴把每年千分之三的营业额作为公益基金来建设整个城市、国家和世界的环境保护。
我们以为那样做就已经足够了,但是我们很快又明白一个道理,公益需要钱,但是光有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公益和慈善还是有点差异,慈善在于给予,而公益是在于参与,是在于点点滴滴的行动。慈善可能以给钱为主,而公益需要你花出的是时间、激情、智慧以及所有你可能拿不出来的东西。你未必有能力去做慈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去做公益,参与公益。
我们认为,做公益、做慈善都是做人生一辈子中最大的一种福报。我们在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七年以来,我们发现在公益的路上,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仁,他们一直在探求、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改变着生活、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一批人需要有一个平台、需要有一个机会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经验和看法。
就像潘基文先生、戈登·布朗、萨尔曼·可汗、姚明、李连杰以及在座很多人,他们之所以受到尊重,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做了除了自己以外的事情,付出了时间和真心。公益和慈善的不同,因为慈善是给出自己的善心,而公益在于唤醒更多的善心。慈善是个人的,而公益却是以群体行动为主,公益应该是Public,慈善是个人行为,是善心,背后捐了多少,是个人隐私,把慈善做得太Public,可能味道会变样,但是把公益做得太private,又缺乏影响力。公益不是花了多少钱,公益是看你唤醒了多少爱心。
人们经常在问,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我一直觉得,从太极哲学来讲,人刚出生的时候,50%的善和50%的恶是合在一起的,是教育、是文化、是信仰把我们的善意堆积了起来,善意超过了恶。但是由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恶的东西、坏的东西会偶尔淹没我们的善良。所以,我们需要擦洗我们自己的良心、擦洗我们自己的善心——而唤醒擦洗我们自己善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参与点点滴滴公益的行动。
公益的职责就是真正去唤醒每个人内心的闪亮。我记得日本地震那一年,中国云南也发生了地震,我们公司决定捐款给日本三百万人民币,给中国云南一百万人民币。原因是什么,因为日本可能受的灾难更大一点,当时我们公司内部有了巨大的辩论和争论,第一为什么要给日本捐款,为什么给日本捐的比中国多,所以公司内网争论非常之凶。
我的看法,我跟同事们讲,你捐是对的,你不捐也有理由,但是你自己不捐,让别人不捐那是不对的。今天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世界任何灾区,不会因为你捐出去的一点点钱而发生变化,你捐了钱,你自己发生了变化;因为你发生了变化,世界才有可能发生了变化。捐款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灾区,而是你自己。
所以我们相信,你捐出去的每一分钱,因为你改变了,世界就会改变,世界不会因为你的钱发生改变,是你的内心发生了变化。这世界的穷,你救不完,这世界的病,你治不光,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善意和善心给唤醒,这就是我们到处每年参加各种公益的初心,这也是我们今天举办这个公益的初心。
公益和慈善不同。慈善需要善心,公益除了善心,更要有善能,只有有能力,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好。我们一直坚信“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这是做公益最好的办法。政府考虑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得更为公平,科学家做事情是如何把事情做得更为准确,而企业家希望做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加有效。
今天的公益,政府、专家、企业家都应该加入进来,因为这些能力合在一起就是巨大的善能。善能,就是我们应该一起来努力、一起组织起来,真正做到有结果、有效率。
我们办这个XIN公益大会,真正的含义是“心”,亲情加上心里面的激情。各位,我认为心态、姿态和生态,是互为联动、合在一起的,人的心态的好坏会影响人的姿态的好坏,而姿态的好坏又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生态。
今天的雾霾其实不仅仅是环境的问题,今天的雾霾是我们这个社会心态的问题。心态出了问题,生态自然会出问题,中国有句古话,人定胜天,人定胜天的定是心态的定,天是天灾人祸,只有人的心态定了,天灾人祸,我们一定能够战胜。
所以战胜天灾人祸,需要我们从心态上去解决。我认为,心态就是儒释道思想,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需要的信仰,就是感恩、敬畏和真心。我们对昨天的一切充满着感恩之情,我们对于明天充满敬畏,我们对于今天充满珍惜。只有改变,从每个个人开始,我相信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好,从每个人改起,参与每个人点滴的行动,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谢谢大家!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2016年7月8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信长星介绍2016年上半年就业形势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以下为部分实录 :
光明日报记者:
想请问信部长,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在东部的一些制造业企业调研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用机器人替代工人进行流水线作业。我们想问一下,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您认为“机器代人”会不会对就业造成影响?随着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如何应对“机器代人”对就业带来的挑战?第二个问题,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问题,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就业压力不断增大,最低工资标准不断上调,会不会对目前的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造成影响?谢谢。
信长星:
“机器代人”沿海一般是用“机器换人”。我比你更早关注这个问题,你是今年上半年关注,我大概两三年前就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围绕这个问题,我专门到了东莞和沿海一些其它城市去做过调研,因为我负责就业工作,我当然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对就业的影响。
机器换人这个提法,在沿海地区一些企业,是在招工难、人工不稳定、人工成本上升这个背景下,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这样一个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在生产线上有些机械手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减少员工。如果推而广之的话,自从蒸汽机、纺织机发明以来,这个过程一直在发生,哪一轮的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都是在替代员工。具体到沿海地区“机器换人”是在这个背景下,背景就是这些企业来应对招工难,因为存在招工难,招来的人又不稳定,就给生产经营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想到要用机器。这种情况引发一些是不是对就业的担忧或者疑问,首先这是正常的。可以说从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无疑都会在特定的领域、特定的行业会影响就业岗位,现在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领域、这些产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肯定会影响就业,会减少用人。但是从一个大时间段来讲,或者更大范围来讲,每一次技术革命、技术进步,最终所创造的岗位是远远大于所替代的或者减少的岗位。所以我对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对就业的关系,我总体上是持乐观的态度,否则不能解释从工业革命以来这么多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什么我们全球的就业规模是在扩大的,对就业带来的影响总体而言是积极的。而且我讲到在东部之所以有这个现象,一是因为招不到人。你的问题问巧了,正好昨天我看到朋友圈里有一条微信,反映上海海立集团,是生产压缩机的一家企业,这几年“机器替人”在深入做,而且力度是比较大的,我看了他们的案例,结果当然会减少一部分用人,但是最后企业生产经营不再为员工的不稳定发愁。二是成本降低了,对工人来讲,留下来的工人劳动环境改善了,因为替代的都是那些艰苦的环境,为什么招人难、员工不稳定,就是因为艰苦、收入又低,他不愿意去。职工收入提升了,最后还都挺高兴的一件事情。
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所关心的替下来的人怎么办,在这些领域肯定会减少用人,减少岗位,因为还有转岗再就业,还有新的领域有岗位,现在我们求人倍率是1.05,什么概念?100个人对应着105个岗位,这样就有一个转岗培训、能力再提升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个人认为还可以深入研究,总体上不必过分担心,对这些用机器替人所挤占的岗位,转岗的劳动力要高度关注,积极促进他们再就业。
第二个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个问题也是议论比较多,我也做过一些思考,我觉得还是要理性的、客观的分析。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工资会出现上升或者提高,先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再想怎么办。过去十几年确实工资增长是比较快的,原因在哪里?这不是哪一个文件、哪一个政策推动的结果,原因在于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座记者大部分是80后、90后,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20多年间,在沿海地区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线上的农民工,因为我是那个时候过来人,相当长的时间工资是没有什么提高,没有什么变化的,那个时候劳动密集型领域生产线人员的工资就是500、600块钱,媒体和学术界呼吁的是要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也去推动他,但是做不到,为什么?工资就是劳动力日常的价位,劳动力供求决定的。当雇主可以用较低的工资在劳动力上随便雇到人的时候,哪个企业会去提高工资呢?不会的。为什么从2004年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呢?劳动力供求发生了变化,在2003年发生了什么?2003年我们第一产业劳动力份额首次稳定的降到了50%以内,然后一直持续下降。2015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了28.3%,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产业是70%,二三产业加起来30%,到去年正好相反,二三产业加起来71.7%,第一产业只有28.3%,这30多年正好倒了个。
随着产业不断飞速发展,城市化的推进,过去农业领域的劳动力、新生农业劳动力已经转移到了非农产业,转移到了城镇。现在到农村看,在农村里有就业能力,比较年轻的劳动力,在家没有出去的,几乎没有。有些是年轻的女的在家里带孩子,我前几天去问,你怎么没出去打工,她说怀二胎了,在家带孩子。2003、2004年还发生了什么?第一次在媒体上出现了企业招工难,从此以后招工难一直在蔓延,几乎成为每年春节以后的一种常态,之后开始往中西部蔓延,劳动力供给发生了变化。当他不能以低的价位雇到人的时候,企业自然要提高工资,这是经济学太容易接受的现象了。工资的提高、人工成本的上升有它的客观必然性,经济发展到这一步了,劳动力的状况演变也到了这一步,我们必须去面对。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变化,所以我们才提出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对产业转型升级是有一种倒逼作用的。
刚才讲到的“机器替人”,为什么企业提出来,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倒逼。而且我们要保持在劳动密集型领域这方面的竞争优势,就要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现在我们相对于过去,人工成本的上升,至少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不像过去那么明显,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我们劳动力成本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相对于其它一些劳动力成本比我们低的国家,我们虽然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不如他们,但是对吸引投资来讲,绝对不仅仅只看工资,还要看劳动者素质,要看基础设施,要看整个配套产业,要看整个大的投资环境,我们这方面的优势还是具备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发挥好。怎么办呢?第一,从工资的角度来考虑,确实有一个怎么去引导问题,要保持我们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工资的政策、工资引导上,应该是适度放缓工资调整的频率、提高的幅度,怎么合理把握,来继续保持我们的竞争优势。我昨天看到的情况,今年上半年是六个地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去年是13个,前些年都是普遍提高,提高速度明显在放缓。幅度也有所下降,这六个地区今年上半年提高以后增幅平均是11%,这是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的,去年同期13个地区提高之后平均增幅是13.5%,今年明显下降。
第二,保持竞争力,恐怕更重要的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我们不能仅仅盯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要保持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的潜力,拓展和发展的空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这方面中央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我们来讲,就是怎么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对整个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来讲,希望还是在创新驱动。只有创新驱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全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全中国保持竞争力的希望所在。
第三,具体就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讲,并不是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就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这样。当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过去有一个迁移的轨迹,叫做“雁阵模式”或者“雁阵模型”,就是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方像大雁那样不断往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迁移。但是在中国这么个大块头经济体里面,这种“雁阵模型”是可以让它改变方向的,不一定全部转移到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我们也可以让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产业梯队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让雁阵模型往这边引导,这是保持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必要的份额,继续保留这个领域一部分就业岗位,毕竟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从素质到文化水平各个方面,我们需要在这个领域继续占有必要的就业份额,解决好我们的就业问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2016年7月8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信长星介绍2016年上半年就业形势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以下为部分实录 :
光明日报记者:
想请问信部长,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在东部的一些制造业企业调研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用机器人替代工人进行流水线作业。我们想问一下,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您认为“机器代人”会不会对就业造成影响?随着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如何应对“机器代人”对就业带来的挑战?第二个问题,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问题,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就业压力不断增大,最低工资标准不断上调,会不会对目前的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造成影响?谢谢。
信长星:
“机器代人”沿海一般是用“机器换人”。我比你更早关注这个问题,你是今年上半年关注,我大概两三年前就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围绕这个问题,我专门到了东莞和沿海一些其它城市去做过调研,因为我负责就业工作,我当然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对就业的影响。
机器换人这个提法,在沿海地区一些企业,是在招工难、人工不稳定、人工成本上升这个背景下,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这样一个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在生产线上有些机械手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减少员工。如果推而广之的话,自从蒸汽机、纺织机发明以来,这个过程一直在发生,哪一轮的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都是在替代员工。具体到沿海地区“机器换人”是在这个背景下,背景就是这些企业来应对招工难,因为存在招工难,招来的人又不稳定,就给生产经营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想到要用机器。这种情况引发一些是不是对就业的担忧或者疑问,首先这是正常的。可以说从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无疑都会在特定的领域、特定的行业会影响就业岗位,现在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领域、这些产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肯定会影响就业,会减少用人。但是从一个大时间段来讲,或者更大范围来讲,每一次技术革命、技术进步,最终所创造的岗位是远远大于所替代的或者减少的岗位。所以我对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对就业的关系,我总体上是持乐观的态度,否则不能解释从工业革命以来这么多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什么我们全球的就业规模是在扩大的,对就业带来的影响总体而言是积极的。而且我讲到在东部之所以有这个现象,一是因为招不到人。你的问题问巧了,正好昨天我看到朋友圈里有一条微信,反映上海海立集团,是生产压缩机的一家企业,这几年“机器替人”在深入做,而且力度是比较大的,我看了他们的案例,结果当然会减少一部分用人,但是最后企业生产经营不再为员工的不稳定发愁。二是成本降低了,对工人来讲,留下来的工人劳动环境改善了,因为替代的都是那些艰苦的环境,为什么招人难、员工不稳定,就是因为艰苦、收入又低,他不愿意去。职工收入提升了,最后还都挺高兴的一件事情。
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所关心的替下来的人怎么办,在这些领域肯定会减少用人,减少岗位,因为还有转岗再就业,还有新的领域有岗位,现在我们求人倍率是1.05,什么概念?100个人对应着105个岗位,这样就有一个转岗培训、能力再提升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个人认为还可以深入研究,总体上不必过分担心,对这些用机器替人所挤占的岗位,转岗的劳动力要高度关注,积极促进他们再就业。
第二个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个问题也是议论比较多,我也做过一些思考,我觉得还是要理性的、客观的分析。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工资会出现上升或者提高,先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再想怎么办。过去十几年确实工资增长是比较快的,原因在哪里?这不是哪一个文件、哪一个政策推动的结果,原因在于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座记者大部分是80后、90后,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20多年间,在沿海地区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线上的农民工,因为我是那个时候过来人,相当长的时间工资是没有什么提高,没有什么变化的,那个时候劳动密集型领域生产线人员的工资就是500、600块钱,媒体和学术界呼吁的是要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也去推动他,但是做不到,为什么?工资就是劳动力日常的价位,劳动力供求决定的。当雇主可以用较低的工资在劳动力上随便雇到人的时候,哪个企业会去提高工资呢?不会的。为什么从2004年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呢?劳动力供求发生了变化,在2003年发生了什么?2003年我们第一产业劳动力份额首次稳定的降到了50%以内,然后一直持续下降。2015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了28.3%,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产业是70%,二三产业加起来30%,到去年正好相反,二三产业加起来71.7%,第一产业只有28.3%,这30多年正好倒了个。
随着产业不断飞速发展,城市化的推进,过去农业领域的劳动力、新生农业劳动力已经转移到了非农产业,转移到了城镇。现在到农村看,在农村里有就业能力,比较年轻的劳动力,在家没有出去的,几乎没有。有些是年轻的女的在家里带孩子,我前几天去问,你怎么没出去打工,她说怀二胎了,在家带孩子。2003、2004年还发生了什么?第一次在媒体上出现了企业招工难,从此以后招工难一直在蔓延,几乎成为每年春节以后的一种常态,之后开始往中西部蔓延,劳动力供给发生了变化。当他不能以低的价位雇到人的时候,企业自然要提高工资,这是经济学太容易接受的现象了。工资的提高、人工成本的上升有它的客观必然性,经济发展到这一步了,劳动力的状况演变也到了这一步,我们必须去面对。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变化,所以我们才提出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对产业转型升级是有一种倒逼作用的。
刚才讲到的“机器替人”,为什么企业提出来,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倒逼。而且我们要保持在劳动密集型领域这方面的竞争优势,就要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现在我们相对于过去,人工成本的上升,至少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不像过去那么明显,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我们劳动力成本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相对于其它一些劳动力成本比我们低的国家,我们虽然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不如他们,但是对吸引投资来讲,绝对不仅仅只看工资,还要看劳动者素质,要看基础设施,要看整个配套产业,要看整个大的投资环境,我们这方面的优势还是具备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发挥好。怎么办呢?第一,从工资的角度来考虑,确实有一个怎么去引导问题,要保持我们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工资的政策、工资引导上,应该是适度放缓工资调整的频率、提高的幅度,怎么合理把握,来继续保持我们的竞争优势。我昨天看到的情况,今年上半年是六个地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去年是13个,前些年都是普遍提高,提高速度明显在放缓。幅度也有所下降,这六个地区今年上半年提高以后增幅平均是11%,这是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的,去年同期13个地区提高之后平均增幅是13.5%,今年明显下降。
第二,保持竞争力,恐怕更重要的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我们不能仅仅盯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要保持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的潜力,拓展和发展的空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这方面中央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我们来讲,就是怎么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对整个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来讲,希望还是在创新驱动。只有创新驱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全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全中国保持竞争力的希望所在。
第三,具体就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讲,并不是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就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这样。当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过去有一个迁移的轨迹,叫做“雁阵模式”或者“雁阵模型”,就是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方像大雁那样不断往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迁移。但是在中国这么个大块头经济体里面,这种“雁阵模型”是可以让它改变方向的,不一定全部转移到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我们也可以让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产业梯队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让雁阵模型往这边引导,这是保持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必要的份额,继续保留这个领域一部分就业岗位,毕竟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从素质到文化水平各个方面,我们需要在这个领域继续占有必要的就业份额,解决好我们的就业问题。
2016年7月6日,来自媒体消息,在《刘强东自述:我的经营模式》中,京东集团ceo刘强东对其公司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进行了阐述, 在关于京东控制权上,刘强东坦言,倘若自己失去了京东集团的控制,那自己就会彻底退出,并且拿钱走人。
对于成立于1998年的京东公司,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已经拼搏了十几个年头。在互联网电商这一块,京东成为国内最大的自营B2C电商平台,在模式上和淘宝网向区别,并和天猫相抗衡。在京东集团的发展过程中,创始人刘强东的股权在多次融资后遭到稀释。
在完成对1号店的收购后,刘强东在京东集团的股份比例只在15%左右,而按照常理来说,15%的股权,是无法控制一个互联网公司。那么,刘强东是如何保证自己在京东集团的控制权呢?对此,在美国上市的京东集团,在股权结构上实行了AB股制度, 对于拿了B股的刘强东,其可以在只拥有15%股权的前提下,获得京东80%左右的投票权。而拿了A股的投资者,没有或者只有小部分的投票权。由此,刘强东可以将自己创立的公司牢牢控制在手中。
在这一点上,前不久遭遇罢免危机的王石,如果能在万科内部实行AB股结构,并握有一定的B股股权,或许才能长期避免“野蛮人”的再次入侵。在国内互联网行业,在创立的腾讯公司中,马化腾的持股比例要比刘强东还低,只有10%左右。不过,虽然在香港上市的腾讯集团无法实施类似京东的股权架构,但是由于大股东主动放弃了腾讯集团投票权,甘愿只享受分红的收益。由此,马化腾等创始人也可以将腾讯集团牢牢控制在手中。
最后,对于中国互联网行业,很多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因为资金问题不得不向资本低头。比如2000年时的阿里巴巴和马云,在暂时缺乏盈利业务的前提下,接受软银孙正义的投资,成为度过互联网寒冬的合适选择。 当然,就百度、阿里巴巴等国内几大互联网公司,均通过制度上的设计,从而牢牢将公司控制权掌握在手中。
2016年7月6日,来自媒体消息,在《刘强东自述:我的经营模式》中,京东集团ceo刘强东对其公司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进行了阐述, 在关于京东控制权上,刘强东坦言,倘若自己失去了京东集团的控制,那自己就会彻底退出,并且拿钱走人。
对于成立于1998年的京东公司,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已经拼搏了十几个年头。在互联网电商这一块,京东成为国内最大的自营B2C电商平台,在模式上和淘宝网向区别,并和天猫相抗衡。在京东集团的发展过程中,创始人刘强东的股权在多次融资后遭到稀释。
在完成对1号店的收购后,刘强东在京东集团的股份比例只在15%左右,而按照常理来说,15%的股权,是无法控制一个互联网公司。那么,刘强东是如何保证自己在京东集团的控制权呢?对此,在美国上市的京东集团,在股权结构上实行了AB股制度, 对于拿了B股的刘强东,其可以在只拥有15%股权的前提下,获得京东80%左右的投票权。而拿了A股的投资者,没有或者只有小部分的投票权。由此,刘强东可以将自己创立的公司牢牢控制在手中。
在这一点上,前不久遭遇罢免危机的王石,如果能在万科内部实行AB股结构,并握有一定的B股股权,或许才能长期避免“野蛮人”的再次入侵。在国内互联网行业,在创立的腾讯公司中,马化腾的持股比例要比刘强东还低,只有10%左右。不过,虽然在香港上市的腾讯集团无法实施类似京东的股权架构,但是由于大股东主动放弃了腾讯集团投票权,甘愿只享受分红的收益。由此,马化腾等创始人也可以将腾讯集团牢牢控制在手中。
最后,对于中国互联网行业,很多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因为资金问题不得不向资本低头。比如2000年时的阿里巴巴和马云,在暂时缺乏盈利业务的前提下,接受软银孙正义的投资,成为度过互联网寒冬的合适选择。 当然,就百度、阿里巴巴等国内几大互联网公司,均通过制度上的设计,从而牢牢将公司控制权掌握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