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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富士康员工张某因为多吃了几颗安眠药而被工友怀疑要自杀，结果被公司以“威胁公司，扰乱正常管理”为由解聘。富士康集团的解聘通知书显示，张某 “在职期间存在如下行为或事实：威胁公司，扰乱公司正常管理”。对于富士康的解聘，张某并不接受。他称，自己虽然没有按照医嘱吃药，但并不存在威胁公司的行为，遂不愿意在解聘书上签字，但最终被赶出了工厂。
自杀、威胁公司、扰乱正常管理，这三个词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组合在一起，多少让人觉得有点滑稽。自杀何以威胁公司?自杀威胁某某这样的造句我们并不鲜见。比如每逢年终，就有被欠薪的农民工以跳楼威胁企业；比如恋爱中的男女因为一方提出分手另一方不同意，遂以自杀威胁对方；再比如某些失意青年不满社会现实，在政府门前自焚以威胁政府……但是，上述种种的威胁都存在某种动机，比如农民工想要讨回工钱，恋爱男女想要恢复恋爱关系，失意青年想要引起社会关注等等。但富士康这事就有点不明白了。“自杀者”张某在“自杀前”与公司不存在任何的过节，也没有透漏对公司有任何的不满，何以他多吃了两粒安眠药就被认为是威胁公司了?即使是“有罪推定”，至少也得有个源头，但张某的“威胁论”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再说扰乱正常管理。我们不时在报纸、电视上看到，某某失业的大学生或失意者在地铁上卧轨自杀，阻碍了正常的交通，影响了诸多社会民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给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因此被认定为扰乱社会管理。但张某“自杀”怎么就扰乱了富士康的正常管理了?是其它员工因此不能上班了吗?还是他起了“带头效应”，其它员工纷纷效仿自杀，以造成富士康的生产线陷于停顿?从新闻报道来看，显然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存在。
纵然富士康的解聘理由怎么都解释不通，但大家都看懂了。富士康怕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2010年的“十一连跳”让富士康对自杀如临大敌。“十一连跳”将富士康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引发全球关注。政府、媒体、公众、富士康商业伙伴苹果惠普、美国非营利机构公平劳工协会等都纷纷介入，“十一连跳”是否真正影响富士康的股价我们不得而知，但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却出来致歉了。这既是迫于政府的压力，也是迫于社会的压力。无疑，“十一连跳”是富士康进入中国后所遭遇的一次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关危机。
很显然，张某是不幸的。且不论他是否真有自杀倾向，即便有，他的命运与之前跳楼的富士康员工相比也迥然不同。对于在“十一连跳”中跳楼的员工，富士康不仅没有做任何的处置，反而给逝者家属赔了一大笔钱作为补偿。除此之外，富士康还向社会反思公司的管理模式，采取多种措施严防员工再跳楼，包括加强心理辅导、设立跳楼防护网等。而张某，他遭到的却是解聘。但从法律上来说，谁更应该获得富士康的赔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