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三、管制与自治的争辩与思考
我国理论界对于中国当前社会问题的解读出现了两种视角，一种是强调“强资本、弱劳动”(“强资本、弱劳工”)来强化国家干预，从而建立起一种高度管制的用工体制；另一种认为不仅要关注“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更要关注“强国家、弱社会”的现实，应当更多的强调社会的综合治理，从而建立起一种当事人自治为主的管理体制。对于富士康的评价体现了两种视角的分歧。
1、 一种观点：强资本、弱劳工，要求强化管制
一些学者认为，“现实生活中，强资本、弱劳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很多社会的问题。法律的作用就是扶持弱势达到双方权利的平衡。”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学者开出的处方是：“劳资不成熟，公权需介入”。这种论证本身是以劳动关系无法通过自我完善来实现自治平衡为前提的。从这种公权介入的外力平衡出发，强调行政广泛干预，否定将政府职责定位于劳动基准法的做法，认为“劳动合同法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劳动法律的矫正功能追求一种实质上相对平等的关系。这种矫正功能的基本手段，即是通过公权力的介人，适度限制雇主的权利以保障劳动者的权利，使个别劳动关系实现相对的平等或平衡”，中国应当建立起一种“政府主导下个别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富士康在连跳事件之后，通过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加薪重新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对此，常凯教授的看法是：“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是一种趋势，目前低劳动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唯独老板和某些官员可能还情有独钟，因为这是发展经济最简单的方法。”针对占企业数98%的中小企业，这些学者的看法是：“对中小企业政府要扶持，不能再靠剥夺劳动者来维持企业生存。”“如果不靠剥夺劳动者企业就生存不了，那该倒闭就得倒闭。连工人都雇不起，还能有什么竞争力?就是要让那些雇得起的发展。这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切不可纵容那些违法用工的企业、靠压榨工人生存的企业。”弦外之音是：富士康至少是没有倒闭之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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